皇帝（拓跋什翼犍。　338—376年在位）的第十代子孫。唐代的另一位晉升為都督的文人元結（　719—772）也自稱為北魏皇室的後裔。金代的大詩人元好問（　1190—1257）在其墓銘上說自己出身於拓跋一族，並以身為元結的子孫而自豪。

征服者強迫被征服者改姓，這容易理解，而在北魏，征服者卻要求自己的民族改姓漢姓。

其次，禁胡服。“胡”指鮮卑族拓跋部，也稱北族。“胡服”是騎馬民族特有的服裝，在改革中被禁止穿著，北族也要穿戴漢族服飾。決定性的同化政策便是禁胡語。鮮卑語屬於土耳其語系，被禁用後，要求使用漢語。

此外，孝文帝還獎勵北族與中國民族通婚。這種改變人種的徹底“漢化”政策，或許便是由於孝文帝被絢麗的中原文化所傾倒吧，抑或不僅如此。

大約在孝文帝即位二十年前，太平真君十一年（450），發生了“國史案”。北魏最大的實力者漢族宰相崔浩（381—450）奉太武帝之命編纂《國記》。崔浩按照中國歷史的編纂傳統，採取了

——務從實錄

的方針。如果按照歷史實施記載，那麼便要從西拉木倫河畔未開化的野蠻時代寫起。

崔浩憑藉自己獲得了太武帝的信任，便驕縱妄為。在他內心或許也存在著對鮮卑人的蔑視。他以宰相自居，掌控一切，堅信北魏政府離不開他，於是認為即便是記載了執政者祖先的野蠻生活狀態也無大礙。或許是由於他在書中對那段歷史描寫得過於露骨的原因，有關記載全被銷燬，具體內容不明。“用功三百萬”編纂而成的《國記》，被刻在石頭上一一排版。鮮卑人讀後極為憤怒。

有人上報太武帝：

——暴揚國惡。

太武帝讀完《國記》，盛怒之下將崔浩收監，並處以死刑。據史書記載，臨刑之前，崔浩被綁在檻車上，許多士兵狂呼著在他腦袋上小便。負責編纂《國記》的，包括僕人，共有一百二十八人，所有人被誅殺五族。一族被殺已屬極刑。至於崔浩，所有親眷都被處死。

即便是極具權勢的漢族宰相，如果對鮮卑族不敬，也同樣會遭此厄運。太武帝對崔浩的處置便是證明。

在北魏王朝中，實際執掌政務的官員幾乎都是漢人。在國史事件被血腥*後，漢族官僚自然失去了積極性，北魏國力逐漸衰退。二十年後，孝文帝施行了極端的同化政策，也是一種消除民族間仇恨和不信任的方式，其目的是民族“大和解”。

崔浩的中華思想是導致國史事件的根本原因。北族及其代表者太武帝也具有中華思想。治理天下的乃是鮮卑族拓跋部——這便是太武帝中華思想的根源所在。

這兩種中華思想的衝突導致了政治上的分崩離析。施行胡姓之禁、胡服之禁、胡語之禁這些超越我們想象的措施，是化解北魏各民族之間矛盾的唯一方法。因此不能簡單地認為這只是孝文帝為漢文化傾倒，並屈服於漢文化的草率之舉。

“三武一宗法難”中的第一人太武帝，對佛教施行的彈壓便是受崔浩的唆使。崔浩的理想是按照儒教的秩序治理國家，因此佛教便成為*物件。

崔浩皈依於另一排佛煽動者道士寇謙之（　365—448）所開創的“新天師道”，身為儒者，同時又附屬於道教，並不矛盾。

由於北魏的《國記》被徹底銷燬，因此不清楚書中究竟作了怎樣的記載，哪些部分導致了北族的眾怒。然而可以推斷的是，書中一定暴露了鮮卑族初期的“非文明”（野蠻、原始）狀態。崔浩及其他一些編纂者，必然沒有對鮮卑族的民族身體特徵進行過描述，因為崔浩身為儒者，在歷史記述上採取是“文明史”觀。依據這種觀點主張，價值判斷標準是文明的種類和發展程度，而非民族血統。

初期鮮卑族的生活，可被稱為“陋”。孔子“欲居九夷”之時，眾人問道：“陋，如之何？”孔子回答：“君子居之，何陋之有？”這句話可以解釋為，君子居住在野蠻之地，自然會對周圍的人產生影響，從而便會推動文明的發展，有什麼可擔心的？

中華文明之民，原來也生活在“陋”的狀態下。美化太古之民，是人之常情，然而文明畢竟不是自始便存在的。儒教推崇的尚古主義，並將周公時代視為理想，不過是種慣性追溯罷了。

瑞典地質考古學家約翰·古納·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是發現北京猿人的第一人，20世紀20年代他在甘肅發現了石斧，興奮地高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