料，到學生食堂吃飯，一看，每一個學生的餐桌上都有魚。這二三十年中國發生了什麼變化，有了這麼多的魚？水沒有增加，很多地方水還被汙染了，河流沒有增加，很多地方都填了蓋房子了。唯一的變化是中國從計劃體制走向了市場體制。水少了，河少了，沒關係，老百姓挖個池塘，挑燈夜戰，積極性調動起來了。

最近有一次坐飛機，看到飛機上一本雜誌，上面講到一位剛剛去世的國際攝影大師，他的一件著名的攝影作品是“一個國家的一瞬間”，拍的是1957年的中國的一瞬間，是一箇中國人在街上飛奔，他去幹什麼呢？他去拿手抓一隻蒼蠅。為什麼呢？因為毛主席發動大家消滅“四害”。那個時候“四害”中還包括麻雀，為什麼要包括麻雀呢？因為麻雀吃糧食。那時候，全國人民齊心協力，天天敲鑼打鼓，最後搞得麻雀累得飛不動了，全部都從天上掉下來了。但是麻雀全部消滅完了之後，人們發現害蟲出來了，吃掉的糧食更多。

經濟決策比起麻雀和害蟲的關係更加複雜，更容易顧此失彼。2008年有一本書叫做《變局》，回憶了1957年前後，中國為什麼要大鍊鋼鐵。那個時候帝國主義反華大合唱，毛主席殫精竭慮，天天擔憂這樣的形勢，於是要發動大家，大鍊鋼鐵。全國到處都是小高爐，成千上萬的人們甚至把家裡的鎖、鑰匙都熔化了去鍊鋼鍊鐵，煉出來的大部分是廢銅爛鐵。即使煉出來的，也運不出來，為什麼？沒路。於是又要派很多人去修路。沒有人去種糧食了，加上三年自然災害，全國發生大規模饑荒，餓死了很多人。今天的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一鋼鐵大國，鋼鐵產量可能是那個時候的1萬倍都不止，但是中國卻沒有人餓死。為什麼？因為我們把經濟決策的權力，資源配置的權力，從一個聰明偉大的人手裡，交到了成千上萬的人手裡。我們發展了市場經濟。

2008年有一次去井岡山開會，早上醒來開啟窗簾，發現對面的路牌上寫著“茨坪”，覺得有一點時空錯亂的感覺。為什麼？自己住在五星級的酒店裡，對面是“朱德的扁擔”裡所描述的羊腸小道。意識到井岡山終於發展起來了，都有了五星級的酒店了。新中國成立以後，也一直想發展老區經濟，計劃經濟時代，也給了不少財政和政策的支援，老區卻仍然是一窮二白，但是改革開放以來，井岡山真正發展了起來，為什麼呢？因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任何人、任何地方只要有一點比較優勢，就可以交換，可以發展起來。那麼，井岡山有什麼比較優勢呢？精神財富。我們突然發現，黨校要修在這裡；突然發現，成千上萬的人來紅色旅遊了；突然發現，摩托羅拉也到這裡來培訓員工了，為什麼？它也要培養員工艱苦奮鬥的精神。因為我們發展了市場經濟，井岡山終於富起來了了，而且將是可持續發展的。

金融市場的發展與此本質上是一樣的。我2000年回國後，全程參與和見證了中國基金業的發展過程。2000～2006年，中國基金業6年之間從500億元增長到3萬億元，規模增長了60倍。這種爆炸式的發展背後的動因是什麼？是基金業的市場化改革，從一個高度封閉和不透明的審批體制走向了相對透明，結果行業的所有人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不管市場是牛市還是熊市，大家都有巨大的動力去跑客戶，賣基金，就帶來了爆炸式的增長。2000年前後，我們到外地出差，別人問我們在哪裡工作，我說證監會基金部，那人說，你們證監會怎麼連食品也管啊？他居然以為基金是調料“雞精”呢。今天已經幾乎不再會發生類似的笑話了，因為今天基金已經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了。我們相信資本市場正在進行的其他市場化改革措施會帶來中國資本市場的新發展。

中國模式能否延續

有人說，我們才進入21世紀不到10年，就出現了這麼大的危機，這個世紀似乎是流年不利。其實無獨有偶，20世紀初也出現了一次重大危機，就是1914年的“一戰”，“一戰”結束後危機並沒有結束，《凡爾賽公約》的簽訂帶來了德國巨大的債務並使德國經濟陷入困境，世界經濟也陷入蕭條，隨後發生了“二戰”，整個危機持續了二三十年。在那場危機中，有一個國家抓住了機遇，做了很多制度的建設和變革，這就是美國。美國在1929年股災及隨後發生的大蕭條之中，修正了過去放任自由發展模式，建立了真正意義上的現代金融體系，在那場危機最終過去的時候，美國以非常強悍的姿態出現在世介面前，戰後也有了60年的繁榮。這次危機我們沒有受到太大的衝擊，如果我們能夠在這場危機中加快制度建設，推進經濟和金融制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