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說不定連辦都辦不起來。平時俺廠自己到上邊求人辦事，請吃飯、請洗澡，還外加禮品，跑一趟事，少說得十萬、二十萬哩。可人家黎書記要是親自帶俺去跑，許多費用都省了。人家找的官大，面子也大，哪像俺，辦件事就得從最下邊往上拱，拱一層都是一筆花費啊。俺送這三萬元，別說是給他孩兒的壓歲錢，就是當成黎書記的辛苦費，也應該嘛。”

“停一停，辛廠長”東方書記揮一揮手，輕輕地說，“你說錯了，辛廠長。作為福市市委書記，應該要你給的辛苦費嗎？別說是三萬元，就是三千元，也不行的。我們黨的幹部，政府官員，是人民公僕嘛，為人民出點力吃點苦，辦點事，天經地義嘛。我們國家幹部最講的就是無私奉獻，最反對的就是以權謀私，一味索取！好了，我的插話完了，你接著說。”

“對，對，東方書記說得對。我接著說，這錢我沒顧得去拿，後來聽說黎書記把它捐給一所希望工程小學了。情況就是這，我如實地說了，反貪幹部非叫我寫寫，我就如實地寫了，誰知他們只用我寫的前一段，把後邊的黎書記叫我去取回這錢，還有捐希望工程的內容都掐掉了。結果就成了我送到黎書記家三萬元。再說一點，就是我和俺的廠。俺那廠自一九七九年創辦以來，在黎書記一手支援下，發展很快，由原來的一個作坊式的生產場地，年利潤幾萬元，到如今福市最大的同行業企業，年上繳稅金已突破三千萬啦。省裡還封了俺是‘農民企業家’。幾年來，俺廠為市裡的捐資助學，建設老年公寓，支援災區，搞精神文明建設，累計贊助、捐助資金也一千多萬啦，我被評為全市納稅模範，企業被評為納稅大戶。吳書記，各位領導，你們都想一想，就俺這樣的鄉鎮企業，就俺這樣對國家、對咱福市有貢獻的企業家，省裡好多領導都接見過俺，還到俺廠視察指導工作，他們說弄俺就弄起來了，說不讓俺回家就不讓回家了。他們整治我那幾天，廠里人也不摸底，都以為辛廠長叫抓走了，出問題了，要坐牢住監獄哩。廠裡一下亂了套，生產沒人管了，銷售沒人管了，進原料也沒人管了。有那素質差的人，竟然提出把廠裡的財產分分，關門算了，反正廠長也回不來了。就這一折騰，至今廠裡沒恢復元氣，經濟損失絕不是五百萬八百萬元能裹住的。您說說，吳書記，各位領導，早先政府指示俺要發展，要上專案，要放開手腳，解放思想，不要怕改革路上出點磕磕絆絆的事，要往前看往遠處看，政府給我們撐腰。可是，現在卻要收拾俺，俺想不通。”

決定生死命運的會議（4）

“辛廠長的發言很好。”東方書記先是肯定地總結這麼一句，接下來，他輕輕地說，“不過，其中也有糊塗觀念啊。作為反貪部門，重視的是事實，決不能因為某些人過去有功，就不去查他的問題，決不能因功掩過。我們在座的同志應該理解反貪幹部的工作意義，人家的反貪工作也是在為改革開放、經濟發展保駕護航啊；當然，對於你辛廠長，不，應該是對任何一個人，我們的態度都是實事求是的。好了，下邊誰說。”

“我也說一點。”一個坐在橢圓桌一端的五十來歲的漢子發言了。他先自我介紹，他是福市一家氧化鋁實業總公司的總經理，又特別虛心地補充道，企業規模不算大，但是在福市方圓一帶可謂同行業中老大了，年上繳稅金不算多，去年是五六千萬元，今年要是不出意外的話，該有七八千萬吧。接下來，他就倒起這段時間的苦水了。自反貪機關進駐福市以後，公司裡就沒安生過，眼看著幾個兄弟都被請進人家的公堂問話，同仁們都勸我快快出走，不然，說不清哪一天也把你請進去。現在出走，待形勢有好轉再回來也不遲，何必在這裡坐以待斃？這話當然有理。可是，要是不懂行的人會說，不做虧心事，不怕鬼叫門，往外跑，肯定是做了違規的事了。這些人都是站著說話不腰疼的傢伙，他們就沒有搗鼓過企業，壓根就不知道那企業是咋個從小長大的。為啥人家沿海、人家南方人會弄出那麼多模式，那麼多花樣，那都是變著法兒鑽政策的空子，想著點子打擦邊球，冒著險闖禁區、求發展啊。人家那裡的領導有句名言叫：要有問題的發展，不要沒有問題的不發展，因為不發展才是真正的問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嘛，就是這麼個情況，本來是初級階段的企業，咋能用高階階段的規章去規範它？我那氧化鋁廠，不敢吹牛，建廠二十年，累計向國家繳稅少說有六七個億了。就我這慘淡經營起來的企業，現在要挖祖墳，翻老賬，刨根問底，查問題。好，查吧，我敢說，你在哪裡查，哪裡就倒黴，哪裡的投資發展環境立馬毀掉。誰還敢與你們打交道？看看人家那些真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