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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把金庸叫“大俠”，以為他能擔當起中國歷史傳統的道義，其實他不過是個香港基圍蝦，為富不仁，難怪李敖罵他空有幾億身家，卻從沒捨得為社會公益事業丟擲一個子，跟李嘉誠、包玉剛等香港富豪的境界根本不能同日而語，他在家鄉杭州建了個圖書館，好像是個例外，不過也不能排除他鄉土觀念很重，為自己在家鄉掙個好名聲，其它與他無關的地方他可就懶得理了，香港難道不是他的第二故鄉嗎？他為當地的慈善事業做過哪怕一丁點的貢獻嗎？。僻處一隅，要從他人處獲得利益，而且在小說裡表現得很好，一個個大俠義薄雲天，仗義疏財，扶危救難，把讀者一個個感動得心潮澎湃，激賞不已，不知不覺中認為金庸也是這樣一個大俠。金庸極是精明，自己既得名又得利，眼睛只盯著自己的利益，頭腦裡只有對自己的有利的“道理”，那種犧牲自己的利益，默默無聞地為他人奉獻、淡泊名利的傻事他才不會幹呢。只是在小說裡宣揚、教導很偉大的一些理念，而他一到現實生活中就原形畢露，真有些虛偽。在這點上他是絕對比不上柏楊的。

他小說中流露出強烈而倔強的孤兒感。好多主人公都是不知父母的棄兒或逐出門牆的孽徒，比如蕭峰、令狐沖、楊過……。這是香港的隱喻。香港被愚弱的大陸割讓給了英國，留下永久的傷痛。香港既憤懣大陸的無情與無能，對英國也隱隱懷恨。香港不買任何人的帳，覺得誰都欠了它的，尤其是母體大陸欠了它的。香港瞧不起大陸的落後和貧困，一如金庸的主人公瞧不起原來門派或族裔的武功低微和保守。孤兒一般對社會沒有好感，心地狹隘，偏執乖戾，極端自我中心。金庸的主人公也都如此。他們總是從一開始就把自己擺在受害者的地位，天下人都負了他，他們可以任意討債，漫天要價。金庸這個作者也一定給他們個滿意的交代，滿口天理報應；而他們無論犯了什麼人神共誅的罪行，卻擺出付純潔無辜的態度，不覺得自己犯罪，作者也不願意懲罰他們。金庸的方法是把主人公寫成武功天下第一，別人都無法復仇！決定報應的不是天理，而是武功高低和作者的喜惡。象《神鵰俠侶》裡的楊過與小龍女，他們可以任意破壞別人的安寧和秩序，闖到道教的宮觀裡結婚，別人則不可闖他們的古墓，干涉他們的師徒之戀。小龍女下了山隨便吃別人的東西，尹道士冒犯了她她就一定不依不饒。他們動不動就要回古墓，其實誰要他們出來了？楊過為了所謂的父親之冤多年懷恨，郭靖夫婦付出了多大的代價才得到他的“寬恕”？到最後還是要郭大姑娘下跪，郭二姑娘為情所困、斷送一生才算消了楊過/作者心頭之氣。《天龍八部》中的蕭峰一家子，為了雪自己的冤，殘殺了許多人，誰又能找他們報仇雪冤？因為他們武功天下第一。阿紫這“性本惡“的典型，做了不知多少傷天害理的事，但老有人護著她，作者也老為她失怙少教辯護。沒有人能報冤，竟是她跟了心上人殉情。生得快意，死得自由，沒有受任何“天理”的懲罰。　道德並非天生來的，而是為了維護某個團體生存所設的最優規矩，其成員越是遵守公共道德，其團體越是強大興盛和福祚綿長。香港既然沒有歸屬，也就沒有公共道德。大陸是拋棄了它的，所以它不能遵守中國的傳統道德；英國是利用它賺錢的，也不值得尊重。作為一個自由港，香港希望大家都不要干涉自己賺錢。金庸的主人公不承認任何公共道德，他們只以個人的利益為準繩。比如《天龍八部》中少林寺群英大會，揭露了蕭峰的真實身份和雁門關之謎，民族危亡當前，卻成了結義三兄弟表演友誼、蕭峰一家子尋仇的舞臺。他們心目中只有個人家族的恩怨，兄弟的情誼，而超於個體家庭之上的民族大義就放在一邊。在其他小說中，這種情形也比比皆是。金庸經常安排主人公處於困難的抉擇之中，人人都說自己是合乎道德的，要主人公投向自己，而這些道德君子都互相揭短。當事者被幾派嚷得昏了頭，只知道某人對我好壞，就投向那一邊了。這就是香港的淪亡本質，他們沒有個民族、國家、文化傳統可以忠於、可以依靠、可以抓住，能確認的只有自己的當前的利益了。金庸的主人公一意孤行的居多，他們表面上狂傲得很，心裡也未嘗沒有惶惑和矛盾，蕭峰就是無法解決這個矛盾而自殺的。這就是道地的“香港製造”。想來香港在建設和確認自己的經濟、政體、文化本位的時候，比大陸“摸著石頭過河”的困惑也不遑多讓。香港的本位是注重當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