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後，胡適仍很關心大陸的文化動靜。毛澤東的詩詞他也認真讀，見答李淑一的韻跑得沒了邊，他便去問趙元任，是不是湖南方言可以這樣押，趙答否。

梁漱溟在晚年口述《這個世界會好嗎》中，曾談到對趙元任的評價：

梁：當時他是清華國學院的四個導師之一，他的知識很豐富，聽說他有這樣一個本事，就是他一般跟我們一樣講普通的北京話，但是他如果到一個新地方，比如到了福建，到了廣東，他住這麼一天，兩天，他就能講那個地方的話。

艾：是這樣，我也聽說了。

梁：因為他懂得那個地方人講話，從音韻上，從利用口齒上，他住上一、兩天就曉得怎麼樣，就講當地的話，人家告訴我是這樣。

艾：是。當時在伯克萊的時候也請教過，研究這本書的時候，是關於羅素，因為他是陪著羅素做翻譯的。

梁：有一段，本來翻譯是另外一人，後來不行，後來羅素講的東西那個人翻譯不了，還是請趙先生去翻譯。

艾：是啊，我也聽說別的關於他的本事的故事，就是他可以把一個什麼話倒講，後面的幾個音先講，一大段話就是這個樣子，錄好以後就把錄音帶倒放，還是正常的話，他正是有語言的天才。

20世紀20年代初，白話文運動已成氣候，趙元任開始進行漢字拼音化推廣。他編輯灌製了《國語留聲機片課本》，胡適為該書作序，稱以留聲機片教國語沒有第二人比元任更適宜，該書最大長處在辨音的正確，如辨聲調辨方言等，且書中用語活潑詼諧，可以破除教科書歷來的沉悶。

1927年，趙元任到江蘇一帶進行了為期三個月的吳語調查，他不辭勞苦，輾轉鎮江、丹陽、無錫、宜興、溧陽等地，記錄了大量的當地方言。回到北京後，他將蒐集來的材料寫成一本《現代吳語研究》。此書出版時，語音符號準備採用國際音標，但當時印刷廠沒有字模，他和助手就自己用手寫、畫，每天工作10小時以上。這本書成為研究吳語和方言的珍貴文獻資料，趙元任也成為我國方言調查的鼻祖。

趙元任根據發音系統和主要現代方言，從《康熙字典》的兩萬多字中挑選出兩千字，作為“通字”，他認為日常的行文用這兩千字就夠了。他的這本《通字方案》一直不肯輕易脫稿，反覆斟酌，考慮再三，一次一次地修改，還徵求國內語言學家的意見。1979年趙新那到美國探望父母，年近88歲高齡的趙元任，每天坐在書桌前研究《通字方案》。

趙元任早年曾和語言專家黎錦熙先生致力於推廣普遍話。1981年，回到北京的趙元任曾感慨道：“現在教育水平高了，人們的說話受廣播、報刊、電視等媒體的影響，出口書面語多，不大愛講白話了。如現在北京人愛說‘開始’，不說‘起頭兒’；把長外衣不叫‘大氅’，而叫‘大衣’。連小孩說話也是文縐縐的，人們的日常生活語言顯得缺少生活氣息。”

1981年5月21日，趙元任應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之邀，回國錄製國際音標。錄製時，他發了四百多種母音、子音和聲調，連非常細微的差別都十分確切，發音辨音能力與他在30年代時一樣。在座者無不驚訝，非常欽佩。

【音樂】

趙元任的母親擅崑曲，父親擅奏笛，在家時常婦唱夫隨。趙元任自幼便受到良好的音樂薰陶，在音樂上很有天賦。他曾選修音樂，師從著名的音樂學家，他專攻過和聲學、作曲法，他教過音樂、音樂欣賞、中國音樂等課。他為同時代的詩人譜曲：劉半農《教我如何不想她》，徐志摩《海韻》，劉大白《賣布謠》，胡適《他》，陶行知《小先生歌》，施誼《西洋境歌》等。

趙元任少時，曾將牽牛花可以摘下當作號角吹，甚至曾試圖以之吹奏樂曲。

趙元任節拍感絕佳，兒時曾看祖父升堂審案，打犯人板子，便弄通了衙役們計數的特別辦法：有的數一拍，有的數半拍，有的數省略……他便留心聽衙役們到底有沒有作弊跳著數的事情。聽了很多次，他發現衙役們沒有一回數錯，也沒有一回數漏。他告訴大人此事，大人總說：“你一個小孩子懂得什麼？”

趙元任在康奈爾大學讀書期間，對音樂的興趣越來越濃厚，他花220美元分期付款（分6年）買了一架舊鋼琴，而當時他的留學官費每月才60美元。為了買到廉價的音樂票，他和愛好音樂的同學半夜起床去排隊買票。一次，趙元任凌晨兩點起床去替換早已在售票處排隊的鄒秉文，而到六點半，別的同學再來替換他。

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