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張勳復辟。王國維寄予很大的希望，但希望很快破滅。

1922年，由升允的推薦，到清宮裡去教溥儀的書，王國維視為一生莫大的榮譽。1923年，王國維應召任清遜帝溥儀“南書房行走”。這個時候溥儀已經退位，但是在紫禁城內依然保持皇家體制，稱朕稱詔敕，保持君臨天下的態度。跟隨他的人，依然稱陛下，稱皇帝，不改忠義之心。王國維進入清廷南書房，屬於特恩直拔。由一個秀才榮升為“帝師”，欣然從之並深感溥儀的知遇之恩。後溥儀又賞他“在紫禁城騎馬”，他更看成深恩厚澤，時時在想如何感恩圖報。當1924年馮玉祥的軍隊到北京，逼逐溥儀出宮時，王國維陪侍左右，頃刻不離。

1923年，張勳病卒，王國維替溥儀起草碑文。他從忠武、節義的角度感慨地指出：“此運之移既莫之至而至，忠義之至乃無所為而為，雖質文有殊尚之時，而名節無或刊之日。”

1924年，王國維撰寫的《論政學疏》是王氏少有的一篇政論文章，其主題是從中西學術的發展和相互影響的角度闡明自己的見解，意在揚中抑西，“原西學之所以風靡一世者，以其國家之富強也。然自歐戰以後，歐洲諸強國情見勢絀，道德墮落……而中國此十年中，紀綱掃地，爭奪頻仍，財政窮蹙，國幾不國者，其源亦半出於此……蓋與民休息之術，莫尚於黃、老；而長治久安之道，莫備於周、孔。”

王國維對中國古代的君臣綱紀等思想，不僅流露出嚮往與堅守之情，而且有以它振衰救弊的決心。作為“文化遺民”，王國維看中的正是“道”、“節義”、“綱紀”等文化觀念體現出的精神價值、社會責任和道義擔當。

王國維無疑是中國早期文化保守主義者。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俄國的社會主義運動如火如荼，北洋軍閥的混戰荼毒蒼生，南（廣州軍政府）北（北洋軍閥政府）軍事對峙與政治議和波折不斷。面對這種世界性的社會鼎革與時代動盪，王國維憂心忡忡，在給羅振玉的信中說：“時局如此，乃西人數百年講求富強之結果，恐我輩之言將驗。若世界人民將來尚有孑遺，則非採用東方之道德及政治不可也。”

借學術探尋真理，借學術賡續思想，是王國維一生不渝的追求，也是王國維“文化遺民”身份的標誌性特徵。

《殷周制度論》是王國維1917年撰寫成的一篇探索中國古代制度文化的學術大作，曾被新舊史學家奉為“圭臬”，文章指出，表面上看，殷、周的變革，不過一姓一家之興亡與都邑之轉移，與後世帝王的取、守天下無異，但從本質看，實為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立制的本意出於萬世治安之大計。他將周代的政治興亡與道德聯絡在一起，探討制度文化立制的本意在於尋找“萬世治安之大計”，正如他給羅振玉的信中所言：“此文於考據之中，寓經世之意，可幾亭林先生。”

1924年，馮玉祥率軍“逼宮”，溥儀先藏於日本公館，後又移居天津張園，苟安一時。此時王國維已是受過溥儀冊封的命臣，對於革命軍撕毀民國優待皇室的條件非常憤怒，引為奇恥大辱，便約羅振玉、柯蓼園同沉神武門御河，後因家人極力阻攔、嚴密看守未果。

1924年，北京大學考古學會發表《儲存大宮山古蹟宣言》，對清皇室破壞大宮山古蹟提出批評。王國維知道後馬上衝冠而出，為清皇室辯解。他長久地處在憂患中不能自拔，甚至於聽說有人在紫禁城坤寧宮撿得古器，他也不忍往觀。

【辮子】

1927年，王國維51歲。清華園裡惟有兩人，以其最獨特的方式固守著自己原有的信仰。他們留著辮子，毫無顧忌地行走於大庭廣眾之下。學生們因景仰他們的人品，沒有人強迫他們剪去腦後那帶有特定含義的辮子。這二人，一為梁啟超，另一位就是王國維。在王國維女兒王東明的記憶中，父親“每天早晨漱洗完畢，母親就替他梳頭，有次母親事情忙了，或有什麼事煩心，就嘀咕他說：人家的辮子全都剪了，你留著做什麼？他的回答，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

【對話】

王國維是保守學者的代表，胡適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這兩個本有著截然相反的學術理念的學者，卻惺惺相惜，留下了一段佳話。

1917年胡適從美國留學7年後回國，在上海，他考察了出版界後在《歸國雜感》中寫道：近幾年的學術界“文學書內，只有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是很好的”。

1922年4月15日，胡適在日記中記有：“讀王國維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