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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日本陰謀“華北自治”，10月，有感於愛國之情與民族大義，錢穆與姚從吾、顧頡剛、錢玄同、胡適、孟森等百餘名大學教授發起一項抗日活動，聯名反對日本干涉內政，敦促國民黨政府早定抗日大計。鑑於錢穆的抗日態度和學術影響，一九四二年秋，蔣介石在成都兩次召見錢穆，請他到重慶機關講中國歷史，談宋明理學。一次蔣介石在報上看到錢穆的一篇講話，很賞識，又打電話又是寫信約他相見，錢穆以距離太遠藉故推脫了。後來見面時，他甚至當面勸蔣為了全體國人利益於抗戰勝利後功成身退。

1944年10月，應有關部門要求，錢穆專門撰寫了一篇《中國歷史上青年從軍先例》，號召青年從軍，在青年學生中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1950年秋，“新亞書院”在香港成立，錢穆出任院長。“新亞”之名，據錢穆所言，希望借提倡“新亞洲”，為在香港的中國人爭取稍微光明的未來。錢穆之子女指出，錢穆看到生活在香港的中國人失去精神支柱，希望藉由在百年殖民之地上辦校，倡導中國文化，讓流亡者別忘了要做中國人。

錢穆對國家和傳統文化的認識是一貫的，即使到了晚年，他仍然主張國家應該統一。1986年2月，他以九十二歲高齡發表《丙寅新春看時局》一文，認為“和平統一是國家的出路”，而“歷史傳統和文化精神的民族性，是中國統一的基礎”。

錢穆認為，中國國家的完整與持久統一性，是中國固有傳統；改朝換代只是國內政府改組，而非中國人征服中國人。因此未來中國走向和平統一目標，才符合歷史傳統文化的民族性；不同政治意見都必須在同一個國家的框架下，由中國人來領導中國。

為了大批在香港攻讀中文的中學學生升學需要，香港政府決定在主要提供英國學生就讀的香港大學外，合併由美國人支援的崇基、新亞、聯合三家書院，催生一所新大學。當時取名又成了創校難題，校名爭議難下，有人主張“九龍大學”，也有人認為“中山大學”為佳，錢穆提議，在香港這個特殊地區，使用“中文”作為新大學名稱，具有一定象徵意義，並符合籌設時英文直譯的背景，終將名稱定案。也由於錢穆堅持國家民族立場，向英國政府極力爭取，中文大學首任校長由中國人李卓敏出任。

【逸事】

錢穆的父親錢承沛是個私塾老師，據說錢穆生下來時，曾哭三日不止，父親一直抱在身上哄著，對妻子說：“此兒當命貴，誤生吾家耳。”1901年錢穆入私塾，父親錢承沛即稱讚他“前世曾讀書來”。

錢穆出生時，雖然家道中落，但父親愛子如命，經常對人說：“我得一子，如人增田二百畝。”錢穆排行老二，小時候，父親每次外出回來都帶一點蛋糕酥糖之類的零食放在他床邊小桌上，用一隻碗蓋著，錢穆早晨起床後揭開碗就能吃到美味的零食，這種習慣一直維持到七歲入私塾乃止。

錢穆幼時記憶絕佳，日讀生字三四十，後來增加到六七十都能記住。一次父親指著一個生字“沒”考問他何意，他居然根據字形說了出來。父親大驚，摸著他的頭說：“此兒或前生曾讀書來。”錢穆十歲入果育小學接受正式教育，“每篇文字大約過三遍即能背誦”，且長於作文，先生曾當眾誇他“文氣浩蕩，他日有進，當能學韓愈”。

錢穆自小不但愛讀書，且口才極佳，七歲就在鴉片館為客說三國演義，曾為同學講水滸傳。

錢家世代書香，錢穆識字起就開始閱讀的一本史書，就是祖父去世後留下的一部五色圈點的大字本《史記》，也許從那時起就埋下了他後來治史學的種子。但他小時最愛讀的還是小說，傍晚屋裡光線暗，乾脆就爬上屋頂讀。看得次數多了，一部洋洋百萬言的《三國》竟背得爛熟。父親的一位朋友聽說他能背《三國》，便任指一段考他，錢穆居然一字不落地當眾背了出來，而且還繪聲繪色，十分傳神，眾人驚為神童。

被人譽為神童，錢穆也沾沾自喜。一次外出，經過一座橋時，父親指著橋說，你認識“橋”字嗎？錢穆答識。父親又問：“橋字何旁？”“木旁。”“用木字易馬字旁，是什麼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