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老二和宋紫佩同來，我心裡已猜到不是好兆頭，心想，大約老大的病更加嚴重了。及至得知老大已經逝世，我精神上受到沉重的打擊，悲痛到了極點。只覺得全身顫抖，兩腿抖得厲害，站都站不起來，只好靠在床上說話，但頭腦還是清楚的。我說：‘老二，以後我全要靠你了。’老二說：‘我苦哉，我苦哉……’太師母接著對俞藻說：‘老二實在不會說話，在這種場合，他應該說，大哥不幸去世，今後家裡一切事，理應由我承擔，請母親放心。這樣說既安慰了我，又表明了他的責任。’太師母氣憤地說：‘難道他說苦哉苦哉，就能擺脫他養活我的責任嗎？’”

“七七事變”前後，魯老太太心情沉重地堆俞藻說：“我真為老二擔心，現在報紙上登載教育界開會的訊息，很少有他的名字，恐怕他對抗戰的態度不堅決……”

中島長文認為，從周作人與母親的關係有某種缺欠，因而他對母性有所希求，這是“他成為中國第一個女權主義者（真正的稱呼應是‘母性主義者’），在家庭中卻唯唯諾諾”的原因；也是周作人迷上這個“有著圓臉，毫無特徵的最普通的女人”羽太信子的原因，因為信子身上有著“母性愛”。

另有研究者認為，魯迅兄弟反目大概也是周作人稱呼自己的母親為“魯迅的母親”的原因之一。魯老太太較為喜歡魯迅，魯迅搬出八道灣，她也跟隨大兒子搬出去。魯迅逝世前，母親一直是他養活；魯迅去廈門任教前，母親一直是他照應。母親對魯迅的態度，大概也是原因之一吧。

【自由】

五四運動爆發時，周作人正在日本探親。5月12日，他得知訊息後，立即匆匆回國。6月3日，他和劉半農等人以北大代表的名義去北大第三院法科慰問因聲援學生運動被捕的中小學生，為軍警所阻。次日下午，他參加北大教職員回憶，討論營救被捕學生之事。5日，他路遇大隊軍警包圍學生演講，是夜，寫下《前門遇馬隊記》，對軍警的行為進行譴責。14日，得知陳獨秀被捕後，他和李辛白、王星拱等人以北大代表的名義到警察廳探望。

1921年，北京發生教育風潮，周作人發表《碰傷》一文，說教職員學生“這次碰傷的緣故由於請願。……請願的事，只有在現今的立憲國裡，還暫時勉強應用，其餘的地方都不通用的了。例如俄國，在一千九百零幾年，曾因此而有軍警在冬宮前開炮之舉，碰的更厲害了。我希望中國請願也從此停止，各自去努力吧。”

1922年3月，李大釗、陳獨秀、蔡元培、汪精衛、鄧中夏等人成立“非宗教大同盟”，號召反對宗教，特別是基督教。隨後，周作人、錢玄同、沈兼士、馬裕藻等人發表《主張信教自由者的宣言》，主張：“我們不擁護任何宗教，也不贊成挑戰的反對任何宗教。我們認為人們的信仰，應當有絕對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干涉，除去法律的制裁以外，信教自由，載在約法，知識階級的人應首先遵守，至少也不應首先破壞。我們因此對於現在非基督教同盟的運動表示反對。”此後，周作人多次重申自己維護“信教自由”的立場。

自五四以來，周作人一直提倡思想自由。1924年，他與魯迅、孫伏園、錢玄同、林語堂等人創辦《語絲》，周作人在發刊詞中說：“我們個人的思想盡自不同，但對於一切專斷和卑劣之反抗則沒有差異。”“我們這個週刊的主張是提倡自由思想，獨立判斷，和美的生活。”

1924年，周作人的《自己的園地》，與《獨秀文存》、《胡適文存》等書一起被北洋政府查封。

1925年，女師大風潮爆發，周作人明確支援學生。他發表文章，批評女師大校長楊蔭榆“只想開除幾個學生，或用別的高壓手段消除風潮，整頓學風，是所謂南轅北轍，適得其反。”他明確要求楊“能夠因教育前途之棘而引咎辭職”。8月19日，教育部專門教育司司長劉百昭率武裝巡警強行接收女師大，學生代表與警察發生衝突，7名學生受傷，各校、各團體聲援代表14人被捕，周作人在給友人的信中憤怒地說：“北京教育部的總長司長動不動就以保安隊及打手從事，……我的沉默之期或者也不很遠了罷。”

“三·一八”慘案發生後，周作人撰文痛斥北洋政府，他說：“這是北京城中破天荒的大殘殺，比五卅上海事件更為野蠻，其責任除政府當局段祺瑞、章士釗、賈德耀諸人直接負擔，我們要求依法懲辦外，對於國民軍的首領也不能屈為諒解。”他對犧牲的女學生給予極高評價，稱她們為“新中國的女子”。他為遇害的劉和珍、楊德群送殯，並送去輓聯：“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