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人民的中國。

在理念上的勝利之外，政策宣傳和解釋的勝利也令李潤石非常滿意。譬如人民終於理解了土改政策，就是極大的成果。

土地贖買政策徹底完成了土地全面國有化，讓人民公平的獲得了土地使用權。還透過贖買，向人民提供了一筆錢，使得後續的小商品經濟發展有了貨幣消費力的基礎。

由於土地革命政策太過於成功，徹底消滅了土地私有制的矛盾，所以普通民眾都沒人去稱讚土地政策。反倒是何銳政府搞的土地改革中，為了消滅對抗的敵人，導致了兩三百萬人死亡的事情成了一群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及小地主階級用來批評何銳政府的理由。

搞笑的是，同樣是地主，面對土改，中小地主階層反抗的最激烈，真的知道土地私有制度是怎麼回事的大地主階層中只有少數頑抗到底，其他人反倒是直接給跪了。

這些大地主階層在接受採訪的時候，雖然都技術性的遮掩面部，反倒是真的對於土改政策給與了極高的評價。認為何銳要透過土改“解決破產農村的資產重組政策”是真的抓住了當時農村破產問題的關鍵。

雖然在這部分宣傳中，不少地方乃至於中央宣傳口的領導因為理論水平不足而失去了這部分宣傳工作，但是從整體來看，將人民對土改政策理解，從“仁政”視角變成了“解決破產農村的資產重組政策”，還算是成功。

李潤石在意的是“資產重組”的政策到底是有利於民眾還是有利於“資產所有者”。如果宣傳者認為資產充足是“資產所有者”吃虧了，那就肯定不自覺的會認為死了上百萬人是一場社會的悲劇。如果認為資產重組是為了解決農村人民破產的問題，那麼因為個人利益而對抗社會發展，就是那些人的個人悲劇。

透過歷史唯物主義來明善惡，知因果。將社會悲劇與個人悲劇分辨清楚，才能真正解決問題。這就是李潤石發動這場宣傳進攻的目的。李潤石知道，何銳也從來沒興趣給自己辯解。但是作為政權來說，卻有義務讓人民知道真相。

只是何銳死的早，在何銳生前有太多更重要的其他主要矛盾，根本不能在以前進行這樣的全面宣傳攻勢，透過梳理過往政策，從而給已經結束的矛盾蓋棺定論。

現在已經到了蓋棺定論的時候，如果此時不去蓋棺定論，暴露在外的過去的屍骨在腐朽後就會成為有毒蚊蠅的孳生地。也不知道是因為人民覺醒了，還是宣傳的攻勢太成功，以至於本以為會跳出來的反對者們都很安靜，並沒有針對性的進行反擊。

由於沒有反對者出來唱對臺戲，宣傳部門準備的不少方案都只能束之高閣。尤其是在生活發展對比方面這個本來會引發很大爭論的領域。

三十年前已經成年的中國人到現在還有近三億，所以各地不同階層的人民生活水平都非常清晰。1946年普通民眾的生活已經全面超過了三十年前小地主的生活。

由於整個社會的發展進步，普通人可以在冬天吃上來自於南方熱帶地區的水果。只是在吃穿用住方面，城市普通民眾享受到的社會生活在涵蓋面上已經不是三十年前的中等地主甚至是大地主能夠享受到的。

這種社會進步導致的生活變化就不能用“破產重組”來解釋，而是需要從更廣闊的層面，也就是國家發展能力的曾經去理解。

1924年前的舊中國，國家的權力者們沒有發展能力，缺乏國家發展意願。民間雖然有意願卻沒有能力。整個的無力化，導致了舊中國的全面絕望。

新中國則有能力有意願，但是新中國沒有全國的政權，這就是革命戰爭爆發的原因。革命戰爭勝利的結果就是中國從此開始高速發展。

在新中國的發展中，何銳政府任用了一些舊時代的官員，與國內外的資本家以及國外的帝國主義國家進行了很多有利於雙方的合作。但是這種發展的本質與舊中國完全不同。

當然，這些合作的確存在了剝削，以及過程中出現了貪汙腐壞，違法犯罪，甚至是國內有人出賣國家利益來換取個人私利，但是這些問題的定性就不能用簡單的不死不休的敵我矛盾來看待。為此，李潤石還專門寫了《論十大矛盾》的文章，來對這些討論進行指引。

到了這個階段已經是6月，人民對這次宣傳攻勢已經沒有了太大的興趣。因為在大家能夠接觸到的層面上，該說的都說了，該理解的都理解了。更高層面的問題超出了人民的接觸範圍，沒有了能夠理解的基礎，自然就沒了興趣。

到了此時，終於開始有親資產的媒體跳出來與央媒打起了擂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