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我的父親是一個革命者，他要我讀的是革命書籍，小說是不許看的。在我書桌的抽屜裡，藏著我喜歡的小說。我的書桌對著爸爸的書桌，當他埋頭寫作時，我就偷偷拉開抽屜看我喜歡的小說，他一抬頭，我就趕緊把抽屜推進去。父親始終沒有發現我的這個小秘密！

就這樣，我讀遍了中國的四大名著，讀了屠格涅夫的《羅亭》、《前夜》、《貴族之家》，果戈裡的《死魂靈》，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夏洛蒂·勃朗特的《簡愛》。十二歲時，我就背熟了林黛玉的《葬花詞》、《問菊》、《題帕三絕》、《悲秋》等詩詞，還不止一次地為她落淚。

十五歲時，我們住的華西日報社大院裡，住進了一批當時文藝界的名人：應雲衛領導的中華劇藝社。他帶領著著名的導演和演員——賀孟斧、張瑞芳、舒繡文、陶金、耿震、李緯、金淑芝等，以及劇作家“神童”吳祖光，漫畫家丁聰，他們都成了我豔羨的物件。

華西日報社大門內有一個舞臺，很破舊，他們經常在那個舞臺上排練。休息時，我就瞞著父親溜去看他們排練的《牛郎織女》、《天國春秋》。記得很清楚，陶金演《天國春秋》裡的楊秀清，舒繡文演洪宣嬌，張逸生演韋昌輝；《牛郎織女》裡張瑞芳演織女，耿震演牛郎。我對他們真是著迷極了：著迷於他們的生活，著迷於戲劇所營造的世界——多麼有意思，那是另外一個天地！

應雲衛和我父親也經常有來往。應雲衛的女兒比我大兩歲，她文弱、蒼白，聽說有肺病。我很喜歡她，有時偷偷地溜去和她聊天。

一、天降重任（2）

有一次，她問我：“你想參加我們劇團嗎？”

我驚奇地問：“你們要我這樣的人嗎？”

她說：“這有什麼！我和我爸爸講講就行。”

這可打動了我的心。我矛盾了許久，終於壯著膽子去向父親提出想參加劇社的要求，可是捱了父親一頓痛罵：“居然想去當演員演戲？不可能！將來你要去延安，去參加革命！”

從此，父親對我管得更嚴：不許和演員來往，電影也看不成了。有一次他的一個女學生想帶我去看新上演的《翠堤春曉》，他也不答應。我十分懊喪。

這期間，我寫了兩個短篇小說，一篇是《禁閉室的女性》，另一篇是《他有什麼罪》，都是有感而發的。父親認為寫得不錯，終於讓了一點步：“好吧！我看你實在不願意當一箇中國的陶格里·雅蒂（當時義大利的女革命領導人），就到延安魯藝去學文學吧。”之後，這兩個短篇被他拿去發表在《華西日報》上了。

父親很快就把我送到延安，然後我輾轉到了張家口，進了華北聯大。而後又參軍到了部隊，組織分配我到文工隊去當演員。1958年的8月，我從中央廣播電臺調到了電視臺，分配到了文藝部。父親不許我搞文藝的一番苦心還是白費了！

到了文藝部，我很高興，認為電視和電影藝術也差不多，都是用鏡頭來表現的藝術。那時，電視臺剛成立不久，文藝部人少，我可以參與各類文藝節目的播出。但是人員逐漸增加，文藝部實行基本分工：分成了“戲劇”、“戲曲”、“歌舞”三個組，戲劇組由幾位廣播劇團調來和電影學院畢業分配來的同志組成。我本來不懂也不喜歡戲曲，但分工卻偏讓我搞戲曲。雖然後來接觸多了，也逐漸喜歡了，但比較起來，還是更愛好戲劇。當時舞臺轉播比較多，我對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戲劇簡直如痴如醉。每當看到他們的好戲，便禁不住想要參與轉播。但是，只有在話劇匯演、戲劇組的人忙不過來時，我才有希望轉播一次。記得有一次，我得到一次轉播北京人藝的《王昭君》的機會，高興得直到半夜也沒睡著覺！

戲曲節目都是舞臺上已經成熟的優秀節目，但我不想按部就班地轉播，想搞點新鮮名堂出來。我大膽地做了一次實驗：和中國京劇院合作，把戲曲節目搬到外景裡，用實景拍攝。第一次實驗的是《香羅帕》，由中國京劇院的著名演員劉秀榮、張春孝夫婦合演，在頤和園拍的。拍出以後，效果不錯。包括演員和景點，只花了1300元錢。但是，最後我受到了當時文藝部領導的批評，說為什麼不按照舞臺轉播，完全可以不用花錢的。真叫人哭笑不得！

聽說後來這個《香羅帕》節目以3萬美元賣給了美國夏威夷電視臺。

我沒有理會領導的批評，又拍攝了京劇《賣水》。這回是用頤和園的外景與棚裡的內景相結合，由著名演員劉長渝主演。後來還拍攝了評劇《恩與仇》、湘劇《追魚》、評劇《小院風波》等。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