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他的種種言行之中，著實學得了些流氓的手法。”26這也給他後來的思想與人生態度打上深深烙印：“我從小就是十字街頭的人。……我雖不能稱為道地的‘街之子’，但總是與街有緣，並不是非戴上耳朵套不能出門的人物，我之所以喜歡多事，缺少紳士態度，大抵即由於此。”27

第一次落第後，周作人即已打算離家另覓出路；一###九年十二月十四日日記有云：“奇念忽作，思明春往省垣去，擬大哥歸後再議。”顯然受到已經在南京讀書的魯迅的影響。而魯迅先前在同樣境遇下的想法：“我總不肯學做幕友或商人，——這是我鄉衰落了的讀書人家子弟所常走的兩條路。”28顯然也是周作人此時的態度。尚在杭州獄中的祖父，曾經建議他報考浙江求是書院，嗣後大哥還給他帶來一份該書院的章程，然而事不果行。一九〇一年四月祖父出獄，家中日子更為難過：“介孚公回家之後，還是一貫的作風，對於家人咬了指甲惡罵詛咒。”29尤其是祖父堅持要他每天穿著長衫上街買菜，實在“變成了一個不可堪的苦事”30。前面談到祖父對周作人的影響，無論主動抑或被動，多是有益的；然而祖父這個人卻讓他愈發難以忍受。一九〇一年六月八日日記有云：“未知何時得乘長風，破萬里浪，作海外遊也。毛錐誤我，行當投筆執戈，從事域外，安得鬱郁居此，與草木同朽哉。”——恰在此時，機會來了。收到大哥來信十七天後，周作人啟程赴寧。在《知堂回想錄》中，他形容此舉為“脫逃”。

周作人傳 第一章 一八八五（6）

周作人出生之際，中法戰爭尚未結束；以後又發生一系列牽涉中國命運的大事件，如甲午中日戰爭、戊戌變法和庚子事變等。他雖是少年，對於國勢危殆，瓜分迫近，亦頗感關心：“下午接紹廿九日函，……雲有《知新報》內有瓜分中國一圖，言英日俄法德五國謀由揚子江先取白門，瓜分其地，得浙英也。”31“報雲俄欲佔東三省，英欲佔浙。”32一九〇〇年義和團運動興起，紹興也受到波及，周作人日記中多有記載，且不無“驅逐洋人，在此時矣”、“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33之類感慨。對此他日後反思道：“它表示是贊成義和拳的‘滅洋’的，就是主張排外，這壞的方面是‘沙文主義’，但也有好的方面，便是民族革命與反帝國主義的，但它又懷疑乃是‘頑民’，恐它的‘扶清’不真實，則又是保皇思想了。”34要而言之，與那個時代普通中國民眾的心理並無二致。前往南京就學，從根本上改變了周作人的思想程序。有如他自己所說：“只就以庚子為中心的前後兩年看來，胡塗的思想，遊蕩的行為，那麼的下去，怕不變成半個小拳匪和半個小流氓麼？這個變化，乃是因為後來事情的偶然的轉變而阻止了，我被逼而謀脫出紹興，投入南京水師，換了一個新的環境。”35

二

一九〇一年九月十八日，周作人抵達南京下關。即往水師學堂，見著叔祖和也在該處就學的叔叔周伯升，以及從礦路學堂趕來相會的大哥。暫在周椒生家寄寓。九月二十二日參加額外生考試，題為“雲從龍風從虎論”，考生共五十九人。老師對他的試卷批曰“文氣近順”。出榜，計取三名，周作人列備取第一。九月二十九日參加複試，題為“雖百世可知也論”。“以後不曾發榜，大概這樣就算都已考取了吧。”36十月十四日，開始上課。

關於這所學堂，他介紹說：“江南水師學堂本來內分三班，即是駕駛、管輪和魚雷，但是在一九〇一年時魚雷班已經停辦，駕駛與管輪原設有頭二三班，預定每班三年，那時候三班也已裁去，事實上又不能招收新生直接加入二班，所以又改頭換面的添了一種副額，作為三班的替代。招生時稱為額外生，考取入堂試讀三個月，甄別一次，只要學科成績平均有五成，就算及格，比後來的六十分還要寬大，這之後就補了副額學生了。各班學生除膳宿、衣靴、書籍、儀器悉由公家供給外，每月各給津貼，稱為贍銀，副額是起碼的一級，月給一兩，照例折發銀洋一元，制錢三百六十一文。我自九月初一日進堂，至十二月初一日成為正式學生，洋漢功課照常進行，兵操、打靶等則到了次年壬寅即一九〇二年三月發下操衣馬靴來，這才開始。洋漢功課，我用的是原來的術語，因為那裡的學科總分為漢文、洋文兩部，一星期中五天上洋文，一天上漢文，洋文中間包括英語、數學、物理、化學等中學功課，以至駕駛、管輪各該專門知識，因為都用英文，所以總名如此，各班由一個教習專任，從早八時到午後四時，接連五天，漢文則另行分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