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人的熟人,所以訊問起來的口氣好像並不太嚴重。胡金林說自己做生意是怎麼的辛苦、怎麼的合法、怎麼的受客戶的歡迎。
30歲出頭的他是柳市鎮上第一批做電器元件生意的,先是做量具、標準件的小生意,後來開了一間“向陽五金電器門市部”,除了銷售還做一些簡單的加工製作。他的電器原料都是透過各種法子從國營企業流出來的,生產出來的產品也是賣給上海、寧波一帶的國營企業,到1981年,他的營業額已有120萬元,是遠近有名的老闆了。當時,柳市鎮的小電器行業已漸漸成規模,大大小小的電器作坊有300家左右,胡金林是最出名的一個,因而被稱為“電機大王”。
被約談的第二天清早,胡金林主動找到工作組,他帶去一皮袋的現鈔,有六萬元,算是補繳了17個月的稅款。他以為這樣總可以過關了吧。過了春節,柳市的空氣好像還是很凝重,大街上開始掛橫幅,“嚴厲打擊經濟領域的犯罪行為”,已經有三四年沒有響過的大喇叭又轟轟地叫了起來,每天都有口吻很強硬的社論之類的在播出。胡金林看看苗頭還是不對,索性把門市部的卷閘門一拉了事,不做生意了,他帶上新婚不久的妻子去全國各地旅遊散心。
兩週後回柳市,朋友們再見到他都很吃驚,“我們還以為你不會回來了。”胡金林這才明白,事情看來不會那麼快就結束了。稅務部門把一張白紙紅章的檔案貼在他的門市部水泥柱上,通知他今後的營業稅要上調,從前些年的連補帶罰增加到6%,如果有問題不上報,被查出後再追罰兩倍。又過了一個月,鎮上突然派人來找他,話只冷冷地說了一句,“你從現在開始不得外出,必須隨叫隨到,等候處理”。從各種渠道傳來的訊息都證明,工作組已經開始在整理他的材料。
胡金林的日子變得動盪不安,每天他都在四處打聽上面的動靜。到了7月,柳市鎮上一些有名的工商戶都被叫到工作組去過了,有幾個進去就沒有再出來。胡金林知道,暴風雨要來了,一日黃昏,一個鎮幹部騎著腳踏車路過他家門口,突然停下來小聲地對他說:“不行啦,要下大雨啦!”然後就迅速地騎走。胡金林轉身往屋裡奔,從抽屜裡拽出早就準備好的500斤糧票、2 000元現金和各種證件,連妻子也沒有告別一聲就倉皇地逃出了柳市鎮。
當夜12點,警車呼嘯地停在他家門口。撲了一個空。
兩個月後,胡金林遭到公安部的全國通緝,罪名是“投機倒把”、“嚴重擾亂經濟秩序”。與他同時遭此命運的還有七個柳市工商戶,分別是“線圈大王”鄭祥青、“目錄大王”葉建華、“螺絲大王”劉大源、“礦燈大王”程步青、“合同大王”李方平、“電器大王”鄭元忠和“舊貨大王”王邁仟。此七人加上胡金林,合稱“八大王”,是為轟動全國的“八大王事件”。自上一年開始整治經濟秩序以來,針對一地一個團伙的定點式打擊,這是第一起。這八人從生意規模上看,都可謂微不足道,胡金林、鄭元忠算是其中做得最大的,年營業額不過百萬元而已,劉大源、程步青等人不過是開了一個螺絲和礦燈門市部,而葉建華、王邁仟、李方平等更無非是幫上述幾個人做一點產品目錄和二手電器倒賣。這些人之所以會被列為重大經濟犯罪分子、全國重點打擊物件,一是其標本性和群體性,二則是因為溫州的緣故。在當年,溫州的個體工商企業已超過十萬,約佔全國總數的1/10,而奔波各地的經銷員更多達30萬人,已蔚然成為一支讓各地國營企業頭痛不已的“蝗蟲部隊”。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對“八大王”的高調處理,便很有超出經濟上的意味了。
在日後的兩年多時間裡,“八大王事件”一直如一塊烏雲籠罩在溫州和浙江上空。溫州市工業在1980年的增速為,到1982年卻下滑為?。7%,其後三年一直徘徊不前。
而被當成全國重大典型的“八大王”的命運也各有乖舛。最早被逮住的是22歲的程步青,樂清專門召開公審大會,他被五花大綁押上臺,接受群眾的批鬥和唾罵,然後宣佈判刑四年。在全國公安的協力嚴辦下,葉建華、鄭祥青、李方平和王邁仟相繼落網判刑。鄭元忠潛逃在外,後被看守所收容,在裡面關押了186天。胡金林從上海、北京流竄到東北,甚至在當年土匪猖獗、著名小說《林海雪原》中的座山雕老巢—夾皮溝躲了很長一段時間,直到兩年後的1985年1月15日,他以為風頭已過悄悄溜回柳市,當夜就被警察捕獲。第二天,樂清縣廣播站報道:“全國經濟要犯、八大王之首胡金林抓獲歸案。”胡金林在監獄裡被關在重刑犯單間裡,他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