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門口吃進10萬元國庫券，然後倒給上海的銀行，前後三天獲利2　000元。楊懷定收進的國庫券上有合肥銀行的標誌封條，他怕上海銀行看破其中的訣竅，進行銀行間互相調劑，便很有心機地撕掉封條，把編號弄亂，讓遲鈍的銀行摸不到他賺錢的法門。

在隨後的一個月裡，楊懷定日夜兼程，把上海之外的其他六個開放城市跑了一個遍，當時上海銀行國庫券日成交額約70萬元，他一人就佔去1/7。就這樣，一條匆匆出臺的中央政策成全了一個倉庫管理員的致富夢。楊懷定是中國第一個靠資本市場發財的普通人，他後來以“楊百萬”聞名早年的中國股市。

早在1988年的秋天，楊懷定就已經結識了年長三歲的管金生，對國庫券異地套利的共同嗅覺讓他們成為上海灘上的“親密知己”。他在2002年寫的自述《做個百萬富翁》中，講到過當年的一個細節：

1989年元旦剛過，管金生告訴楊懷定，他去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金管處串門，看到處長張寧桌子上壓著一份檔案，內容是1988年國庫券準備在不久後上市。如果誰知道這個訊息，黑市價75元買進，一上市可能就是100元，暴利25元，這是個發大財的機會。於是，楊百萬成了萬國證券的授權代表，拿了一臺萬國的點鈔機，在海寧路1028號自己的辦公室內大張旗鼓地收購，短短時間內竟買走了上海市面上一半1988年國庫券。管、楊的狂收行動引起了金管處的注意，張寧在某日趕到萬國突擊檢查，管金生想出了個絕招，把所有的國庫券從地下室的金庫轉移到自己的辦公室裡，從地上一直堆到天花板。張寧來檢查，一無所獲而歸，萬國證券躲過一劫。數月後，1988年國庫券上市，價格為104元，作為當時國內最大的兩隻“國庫券鼴鼠”，管金生的萬國證券和楊懷定完成了驚險而豐厚的原始積累。

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1989　“倒春寒”

我有一所房子，

面朝大海，春暖花開

—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開》，1989年

從元旦開始，全國上下就瀰漫著陰鬱的緊張空氣，1月1日，一向嚴謹而慎言的《人民日報》在《元旦獻詞》裡非同尋常地寫道：“我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嚴重問題。最突出的就是經濟生活中明顯的通貨膨脹、物價上漲幅度過大，黨政機關和社會上的某些消極腐敗現象也使人觸目驚心。”儘管中央政府開始採取強硬的宏觀緊縮政策，過熱的經濟開始降溫，然而因通貨膨脹和闖關失利而造成的社會心態失衡並沒有很快地消退。

經濟局勢發生了動盪，針對改革政策的質疑也從四面八方射來。便是在這種思潮的影響下，自1981年以來規模和力度最大的、針對私營企業的整頓運動開始了。

9月25日，“傻子”年廣久終沒能逃脫第二次牢獄之災，這個大字不識、賬本都看不明白的文盲，因貪汙、挪用公款罪被捕入獄，“傻子瓜子”公司關門歇業。兩年前，這個全國聞名的“傻子”跟蕪湖郊區政府聯營辦了一個瓜子廠，他看不懂按會計制度製作的規範賬目，於是企業裡的財務自然是一本糊塗賬，他抗辯說：“我知道進來多少錢，出去多少錢就行了。”

他的案子拖了兩年，最終認定他雖然賬目不清，卻並不構成貪汙和挪用，不過，法院最終還是以流氓罪判處他有期徒刑兩年。有意思的是，到了1992年，鄧小平在南巡的一次談話中，突然又說起了這個“傻子”，一個多月後，年廣久就被無罪釋放回家。

作為早期改革的標本人物，年廣久在1989年的遭遇並非偶然事件。這一年，中國的企業改革陷入了“倒春寒”。

來自政治和經濟上的雙重壓力，使很多私營老闆產生極大的恐慌心，當時距離“文革”還不太遠，人們仍然對十多年前的極左年代記憶深刻。10月16日的《經濟日報》在頭版頭條承認，“近一段時期，一些地方的個體工商戶申請停業或自行歇業，成了社會的一個熱點話題”。新津劉家兄弟之一的劉永行回憶說，那一年大環境很緊張，沒有人願意來私營企業工作，希望集團幾乎招不到一個人。浙江省蕭山縣那個花2　000元買回一勺鹽的化工廠廠長徐傳化則想把自己的工廠關掉了，鎮長怕失去這個納稅大戶，便在年底給他申報了一個縣勞模，這才最終讓他安下心來。

為了避免遭到更大的衝擊，一些人主動地把工廠交給了“集體”。王廷江是山東臨沂市沈泉莊的一個私人白瓷廠廠長，9月，他突然宣佈把千辛萬苦積攢下來的家業—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