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遷次緩速，皆如其志，然無得親職事。其場院要劇之官，必盡一時之選。故晏沒之後，掌財賦有聲者，多晏之故吏也。

劉晏精力充沛，機智過人，善於靈活地處理多變的事情，辦得恰到好處。他常以優厚的待遇招募善於奔走的人，並設定了前後相望的驛站，以探測和上報各地物價。雖偏遠之地，不出幾天，也都能報到轉運使司來。他把錢糧方面孰輕孰重的權變，全部控制在手中，朝廷因此獲利，而民間也沒有物價暴漲暴跌的憂慮。他常主張：“要想辦理好各項事務，關鍵在於用人得當。所以，必須選擇通達敏捷、精明強幹、廉潔勤勉的人，對他們加以任用。至於考核簿籍文書，支付錢糧等項工作，是一定要委派讀書人去做的；而吏人只能書寫公文，不應隨便講話。”他又常說：“讀書人陷於貪贓受賄，就會被時世所拋棄，因此看待名聲重於財利，所以讀書人大多清廉自修；吏人即使廉潔自守，最終還是不能顯貴榮華，因此看待財利重於名聲，所以吏人大多貪汙受賄。”然而，只有劉晏才能實行這些主張，別人效法劉晏，到頭來還是趕不上劉晏。劉晏的屬官即使身在數千裡以外，奉行劉晏的教令還是和在劉晏面前一樣，講話辦事，都不敢欺騙說謊。當時，有些權貴人物將親朋故舊囑託給劉晏，劉晏也應承他們，領取薪俸的多少，升遷官階的快慢，都符合他們的意願，但是劉晏從不讓他們親理職事。他所管轄的交場、船場、巡院等處，凡是擔任要職、處理繁難事務的官員，必定是當時選拔出來的得力人員。所以，在劉晏去世之後，掌管財賦的有名人物，多數是劉晏舊日的屬下。

晏又以為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以愛民為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雨雪豐歉之狀白使司，豐則貴，歉則賤糶，或以谷易雜貨供官用，及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蠲免，某月須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應民之急，未嘗失時，不待其困弊、流亡、餓殍，然後賑之也。由是民得安其居業，戶口蕃息。晏始為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在晏所統則增，非晏所統則不增也。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緡，季年乃千餘萬緡。

劉晏還認為：戶口增加，賦稅徵收的範圍就會自然拓寬。所以劉晏掌理財務，以關心民間疾苦為先務。各道分別設定了巡院的知院官，每過十天、一月，必須陳述所在州縣的雨雪豐歉狀況，上報轉運使司。如果豐收，就以高價買入；如果歉收，就以低價賣出。有時還將穀物換成雜貨，供給官用，或者在豐收之地出賣。知院官開始見到年景不豐的苗頭，就要先行申明到某月需要蠲免若干賦稅，到某月需要救濟資助若干物資，到了預定之期，劉晏不待州縣申請，便上奏實施，解決百姓的急難，從來不曾錯過時機。他並不等到百姓疲睏流亡，飢餓而死以後，才去賑濟百姓。由此，百姓得以安居樂業，戶口繁衍起來。劉晏開始擔任轉運使時，全國的戶口不過二百萬，到他任職的後期，全國戶口發展到三百餘萬。屬於劉晏統轄，戶口便增加；不是劉晏統轄的範圍，戶口就不增加。在劉晏任職的初期，財賦每年收入不過四百萬緡，到他任職的後期，每年收入達到一千餘萬緡。

晏專用榷鹽法充軍國之用。時自許、汝、鄭、鄧之西，皆食河東池鹽，度支主之；汴、滑、唐、蔡之東，皆食海鹽，晏主之。晏以為官多則民擾，故但於出鹽之鄉置鹽官，收鹽戶所煮之鹽轉鬻於商人，任其所之，自餘州縣不復置官。其江嶺間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其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餘萬緡，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弊。其河東鹽利，不過八十萬緡，而價復貴於海鹽。

劉晏專門採用鹽產專營法來充實軍需國用。當時，自許、汝、鄭、鄧一帶的西面，都食用河東的池鹽，由度支主管其事；自汴、滑、唐、蔡一帶的東面，都是食用海鹽，由劉晏主管其事。劉晏認為，官吏多了，百姓就會受到騷擾，所以他只在產鹽地設定鹽官，收購鹽戶所煮成的食鹽，轉賣給商人，聽憑商人自行買賣，在產鹽地以外的州縣不再設定鹽官。對於長江五嶺間距離產鹽地遙遠的地方，便將官鹽轉運到那裡貯存。有時鹽商斷絕，鹽價上漲，便降低鹽價出賣，號稱常平鹽，官方得到了鹽產專營的利益，而百姓也不缺少食鹽。在劉晏任職的初期，長江、淮河地區的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到他任職的後期，卻達到了六百餘萬緡，由此，國家的經費充足起來，而百姓也不疲睏不堪。至於河東的鹽利，不過只有八十萬緡，而價格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