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孔子欲先正名，以為名不正則民無所措手足。夫繁纓，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細務也，而孔子先之：誠以名器既亂則上下無以相保故也。夫事未有不生於微而成於著，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眾人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堅冰至，”《書》曰：“一日二日萬幾，”謂此類也。故曰分莫大於名也。

所謂禮教，在於分辨貴賤，排比親疏，裁決萬物，處理日常事物。沒有一定的名位，就不能顯揚；沒有器物，就不能表現。只有用名位來分別稱呼，用器物來分別標誌，然後上下才能井然有序。這就是禮教的根本所在。如果名位、器物都沒有了，那麼禮教又怎麼能單獨存在呢！當年仲叔於奚為衛國建立了大功，他謝絕了賞賜的封地，卻請求允許他享用貴族才應有的馬飾。孔子認為不如多賞賜他一些封地，惟獨名位和器物，絕不能假與他人，這是君王的職權象徵；處理政事不堅持原則，國家也就會隨著走向危亡。衛國國君期待孔子為他崐處理政事，孔子卻先要確立名位，認為名位不正則百姓無所是從。馬飾，是一種小器物，而孔子卻珍惜它的價值；正名位，是一件小事情，而孔子卻要先從它做起，就是因為名位、器物一紊亂，國家上下就無法相安互保。沒有一件事情不是從微小之處產生而逐漸發展顯著的，聖賢考慮久遠，所以能夠謹慎對待微小的變故及時予以處理；常人見識短淺，所以必等弊端鬧大才來設法挽救。矯正初起的小錯，用力小而收效大；挽救已明顯的大害，往往是竭盡了全力　也不能成功。《易經》說：“行於霜上而知嚴寒冰凍將至。”《尚書》說：“先王每天都要兢兢業業地處理成千上萬件事情。”就是指這類防微杜漸的例子。所以說，區分地位高下最重要的是匡正各個等級的名分。

嗚呼！幽、厲失德，周道日衰，綱紀散壞，下陵上替，諸侯專征，大夫擅政，禮之大體什喪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猶綿綿相屬者，蓋以周之子孫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晉文公有大功於王室，請隧於襄王，襄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請焉！”文公於是懼而不能違。是故以周之地則不大於曹、滕，以周之民則不眾於邾、莒，然歷數百年，宗主天下，雖以晉、楚、齊、秦之強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於季氏之於魯，田常之於齊，白公之於楚，智伯之於晉，其勢皆足以逐君而自為，然而卒不敢者，豈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誅之也。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晉國，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並棄之也。先王之禮於斯盡矣！

嗚呼！周幽王、周厲王喪失君德，周朝的氣數每況愈下。禮紀朝綱土崩瓦解；下欺凌、上衰敗；諸侯國君恣意征討他人；士大夫擅自干預朝政；禮教從總體上已經有十之七八淪喪了。然而周文王、周武王開創的政權還能綿綿不斷地延續下來，就是因為周王朝的子孫後裔尚能守定名位。為什麼這樣說呢？當年晉文公為周朝建立了大功，於是向周襄王請求允許他死後享用王室的隧葬禮制，周襄王沒有準許，說：“周王制度明顯。沒有改朝換代而有兩個天子，這也是作為叔父輩的晉文公您所反對的。不然的話，叔父您有地，願意隧葬，又何必請示我呢？”晉文公於是感到畏懼而沒有敢違反禮制。因此，周王室的地盤並不比曹國、滕國大，管轄的臣民也不比邾國、莒國多，然而經過幾百年，仍然是天下的宗主，即使是晉、楚、齊、秦那樣的強國也還不敢凌駕於其上，這是為什麼呢？只是由於周王還保有天子的名分。再看看魯國的大夫季氏、齊國的田常、楚國的白公勝、晉國的智伯，他們的勢力都大得足以驅逐國君而自立，然而他們到底不敢這樣做，難道是他們力量不足或是於心不忍嗎？只不過是害怕奸奪名位僭犯身分而招致天下的討伐罷了。現在晉國的三家大夫欺凌蔑視國君，瓜分了晉國，作為天子的周王不能派兵征討，反而對他們加封賜爵，讓他們列位於諸侯國君之中，這樣做就使周王朝僅有的一點名分不能再守定而全部放棄了。周朝先王的禮教到此喪失乾淨！

或者以為當是之時，周室微弱，三晉強盛，雖欲勿許，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晉雖強，苟不顧天下之誅而犯義侵禮，則不請於天子而自立矣。不請於天子而自立，則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禮義而徵之。今請於天子而天子許之，是受天子之命而為諸侯也，誰得而討之！故三晉之列於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