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院子聖·奧諾路上擠滿了遊手好閒的人，這些人對節日有錢人家的喪事就如同節日一樣感興趣，他們象去看一次大出喪同看一位公爵小姐的婚禮一樣熱烈。客廳被人擠滿了，我們的幾位老朋友都已經來到，先前是德佈雷、夏多·勒諾和波尚，然後是當時司法界、文學界和軍界的領袖人物；因為維爾福先生是巴黎社會中的第一流人物，——這，一部分是由於他的社會地位，但更重要的，還是由於他個人才幹的力量。

他那位堂弟站在門口接待賓客，他無動於衷，並沒有象一位父親，一位兄長，一個愛人那樣哀傷或者勉強擠出幾滴眼淚。

這使賓客們感到很輕鬆，那些相識的人便組成了小團體。其中有一個小團體是由德佈雷、夏多·勒諾和波尚組成的。

“可憐的姑娘！”德佈雷說，象其他來賓一樣，他也對這位年輕姑娘的死言不由衷地說了幾句，——“可憐的姑娘，這樣年輕，這樣有錢，這樣漂亮！夏多·勒諾，當我們——那是多久以前的事呀？三個星期，也許最多一個月以前吧——我們不是在這兒參加那次並沒有簽訂成功的婚約儀式的嗎？那時你會想到發生這樣的事嗎？”

“的確想不到。”夏多·勒諾說。

“你認識她嗎？”

“我在馬爾塞夫夫人家裡見過她一兩次，不過我覺得她很可愛，當時她有點兒抑鬱。她的繼母到哪兒去了？你知道嗎？”

“她去陪伴接待我們的那位先生的太太去了。”

“他是誰？”

“哪一位？”

“那個接待我們的人。他是議員嗎？”

“噢，不，那些議員我每天都見過，”波尚說，“他的面孔我卻不認識。”

“這件喪事有沒有登報？”

“報紙上提及過，但文章不是我寫的。真的，我不知道維爾福先生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