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自己的土圍子和民團武裝，至今在石板村的山上還有其碉堡的殘跡，而關於賀龍攻打鄭家寨的故事，仍依舊在民間流傳。事實上，永階伯一支正是在被賀部打破砍殺之後從此式微的。

祖父卜居於村外8裡的山上，單家獨戶像一個隱士。他育有四子兩女，家父乃其幼子。他似乎比其它農民多一點主意，知道刀耕火種的難以養家活口，便選擇了販鹽來貼補家用。山村相去巴東縣城大約三百多里，一路的高崖深谷沒有半丈坦途。一般而言往返六天，完全要靠背馱。傳說中如果不碰見紅軍和剪紼的，他可以三天走過來回。可想而知，對一個山民來說，要想增加點家業，需要付出多少艱難和血汗即使今天，大抵仍然如此。

沒有勤勞和節儉，祖父肯定是難以致富的。他終於在中年之後薄有田宅用歲歲年年的奔波慢慢買下了60餘畝山地，修了一棟木屋，佔地也就200平米左右。像他這樣半農半商的人，在鄉下就算是跑碼頭見過點世面的，自然比別人多一些謀生之道。地裡只產玉米，吃不完的就拿來烤酒他在家裡開起了作坊祖父的包穀醇釀開始裝點著山民的偷生之樂。

五

1940年代大約是祖父從貧民到富農再到小地主的身份轉移完成之時。他像大多數家道中興的布衣紳士一樣，省吃儉用，事必躬親，小心翼翼地珍惜著他那亂世荒年中的一點可憐的幸福。在這一時段，大伯二伯大姑小姑相繼成家，三伯未婚早夭那在鄉下即是尋常小災，不足為悲。為了解決少爺＇家父＇的讀書問題，他第一次在村裡創辦了義學，延聘了新式教育的老師；並在1946年將我18歲的父親送到縣城就讀簡師，他希望他的幼子能夠完成學業以徹底改變世代農耕的命運。

一個鄉紳的誕生並非僅憑財富的積累，他需要對鄉村建設有所捐奉，比如修橋補路，憫老恤幼；他還要參與鄉村社會的公共生活。只有這樣，他才開始體面而尊榮，才會讓周邊人群信服。祖父的一切善行和成就，將他推上了族長的位置這一純粹民間的虛銜，在宗法時代是穩定社會的盤石，因而也擁有一種形而上的象徵性權力。他不僅可以在族內排憂解紛，連外姓人家興訟起爭，也往往來找他做中平息。人有善惡，事有是非，理有正偏，何況閭里之爭無非家務，許多清官難斷的錙銖相較，由他劃斷獎罰，必也有恩有怨。由此埋下他日的禍根，這幾乎也是天下仗義直言者都要付出的代價。

自古以來，政府都鼓勵鄉村自治；只要完丁納糧，其它服務性事務則多讓渡給基層社會去自立自理。在政府財力權力皆難企及的領域，基本由鄉村賢長在掌控和維持。實在解決不了疑難重症，才交由政府裁決。這樣官民之間減少了摩擦，社會各階層也多了張力，正是古人無為而治的理想狀態。

由於祖父的聲望，大伯被民國縣府推上了保長之席約等於今天的村委會主任這幾乎是幾年之後這個國家最普遍的斷頭臺。保甲制度是典型的中國特色，其推行初衷在於家家聯保，互為人質，用以平寇和防止通賊。在維護鄉村治安和代行國家職責方面，他們確曾發揮作用。在石板村那樣人煙稀少的偏遠山寨，一個保長究竟有何功過，我在今天已實在難以評說了。估計太過無趣無益，大伯才會想要把這鳥位傳給他畢業回來的小弟。萬幸的是我父親可能讀書長了見識，他堅決不幹並要求祖父繼續供他到州府恩施去深造。祖父也許在隱隱的傳聞中開始預感到亂世浩劫的臨近，他再次資助他最鍾愛的么兒踏上了異鄉求學之路正是這一步，讓我父親逃向生天這，難道就是命運。

六

在那個現在還不通客車的山寨，鄭氏祖宅如輝煌的落日，停留在1948年前的溫暖裡。在那一年，20歲的父親在祖母的叮嚀中，步步回頭地永別了他的故鄉對山外世界充滿幻想的他，其時肯定沒有想到這就是不歸之路，他已再無機會盡人子之孝。

那個早上，陽光滲透著初春的芳香。整個家族除開祖父之外，都簇擁著這個唯一能去州府的學生離開家門。在寨口的古老皂角樹下，露水滴嗒自葉間滑落。父親一步跨過了鄉界，他的靈感也使他就此跨越了宿命。

祖父有意迴避了為兒子送別的傷感場面，他獨自登上後山；那裡的一片松竹掩映中，默踞著鄭氏祖塋。這些從土地上隆起的墳墓，錯落有致如一個私家花園。一些石竹、玉簪和旅人蕉靜默地開放，三葉藤和打碗花的枝蔓像無數羸弱的手牽連著這些飄散的靈魂，似乎在山風中具有了一種環抱而立的力量。大小各異的碑石神情莊嚴如同一張面孔，發灰泛白，苔痕班駁，書法的刻跡漫漶一如沁水的經卷。一個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