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說話，惡作劇地捉弄它一下；它儘管經常上當受騙，但依然每次聽到召喚，還是畏怯地來到腳邊，狐疑地等待我的新招。夜裡，我就在廊下為它準備了一個紙盒做窩，但它更喜歡在躺椅上睡覺。半夜醒來，聽見它在屋外鼾聲如雷，彷彿院裡住著兩個醉漢，自然就少了寂寞。儘管這樣的小犬，原無防衛和攻擊能力，但是稍有異響，它還是會本能地勇敢撲出嗷嗷警告。在蕭索村居生活裡，人便多了許多安全感。

閒來無事時，我也會牽著它去古城遊逛。一路走來它都要沿途撒尿，留下求愛的資訊。但凡見著別家的狗，它都想上去親熱。有的大狗很兇，常常要追咬它，我也只能牽著它跑開以免受傷。看著它像一個情場上的勞模，孜孜不倦地奔波於途卻求偶不成的沮喪模樣，也不免聯想到人世間的種種離合因緣，無端生出許多感慨。

有個女鄰居蘇蘇抱著一隻小母狗常來串門，把她那妖精穿得花枝招展，視同千金寶貝。蓬頭垢面的球球，像一個波希米亞式的嬉皮去覬覦一個布林喬亞的小姐，又不敢直接去生撲。連我都幾乎想放下老臉，去幫它求蘇蘇把她的小母狗放到地下來，以成全它們一段交情。大家都笑話球球對情慾的執著，我只能慚愧地撇清責任說——這點，主要還是像它的養父老廖。大家嘿然。痴於情，而終老於山林，球球也許和這一代人真有默契之處。

八

老廖的書稿在蘭登書屋出版，終於可以依靠稿酬，在成都的遠郊按揭一套小房。這是他臨近五十才在這個國家安下的第一個家，他得親自回去籌款裝修。那個冬天，中文獨立筆會也決定給他頒獎，他再次來到了北京；而我也恰好回京。

頭天晚上，他高興地邀請我們一起在川碼頭喝酒，並要我們次日下午去某酒店參加他的頒獎大會——筆會已經在那裡預訂會場和幾桌酒席。第二天我正準備赴會慶賀，卻聽周忠陵說，老廖昨夜已被成都有司來人給請回去了，會議取消。他已經多次這樣被請回，我們也見慣不驚。我只能笑他，每次回程都能免票，真是國家給他的福分。

開不開會，獎都仍然是他的，原不足怪。我奇怪的是他出獄多年，卻至今不能拿到護照。他的戶口一直還在重慶涪陵，本人早已四海為家。許多年來除開埋頭寫作，他確實沒有再犯天條。但是隻要他去涪陵警局申請護照，聲張他的合法權利，便要被駁回——藉口是出入境管理法某條：出國可能威脅國家安全者。

我實在想象不出，這樣一個成天揹著簫和口琴以及銅缽到處飄零，只知道文學和音樂的人，究竟對他的祖國構成什麼威脅。有一批維權律師準備義務為他起訴，但我深知，這樣的行政起訴，法院根本不予受理。如果他選擇像老百姓一樣赴京上訪，那不僅於事無補，反可能被友好地送進醫院去治療——這樣的事，年來並不鮮見。他對此只能無奈地說，出不出去原不重要，反正每年去申請一次，已經十幾年，只當是在做個行為藝術了。

就在07年的冬天，我和餘世存為包遵信先生送行書寫輓聯，又聚在了一起。世存是我的老鄉兼故交，也是一個非常純良的男人。他是八十年代末的北大中文畢業生，本來分在國土資源部工作——對許多人來說，這恐怕正是攀附權貴的良機。但是他卻最後選擇了辭職，去做了90年代影響中國甚多的《戰略與管理》的主編。後來雜誌停刊，他也就成了自由撰稿人，是為數不多的堅持獨立立場的民間思想家之一。

我知道他在北京的生活，實難迴避酒局和警局。凡有風吹草動，就有穿制服者要來為他站崗放哨，陪他買菜聊天。還有很多晚輩後學，也會來向他請益。他是嗜書之人，原本無意江湖縱橫。我便攛掇他也去大理讀書，私心也想多個可以寒夜過訪的酒友。他原也去過敝院，頗多同慨，當下就決定徙居大理。很快我們就在南村，尋到了另一農家院落，相去我的寒舍，也就幾百米。我們就算隨時可以“隔籬呼取盡餘杯”了。

最重要的是，我又為球球找來了一位絕佳的教父。這小畜生似有靈感，看見前仆後繼的父親接踵而至，心下竊喜，初見世存便屁顛屁顛地巴結不已，彷彿它從此也有了社保一樣。

九

世存也是靠微薄稿酬生活的人。但更多的時候，他那些啼血之作，反而是無法在自己的國家換取稻粱的。他為人謙和恭謹，處世卻貧賤不移威武不屈，屬於那種溫良之中傲骨錚錚的另類知識分子。相比起我的頑劣和粗糙，球球似乎更喜歡和他相處——他幾乎從來不厲聲訓誡這個沉默的小友。

人與人相交，講究的是情味相投；其實人與動物之間，也有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