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所有關係,就必須冒被開除的危險。
我過去的朋友也開始停止打電話給我,因為他們擔心電話被竊聽,他們在汽車展示會上看見我會趕快轉頭看別的地方,有些真正有勇氣的人會上來和我很快地握個手,然後在底特律《自由新聞》的攝影師捕捉鏡頭之前,匆匆離去,畢竟亨利可能會在報上看到照片,然後下令處決公開與被放逐的人在一起的抗命者。
第十一章攤牌(6)
痛苦的教訓
在我被解職的那一週,曾是我親密的工作夥伴以及負責公司全球公共關係業務達20年的墨菲,半夜接到了亨利的電話。
亨利問道:“你愛艾柯卡嗎?”
墨菲說:“當然。”
亨利說:“那你被開除了。”
亨利次日取消了他這項命令,但這可以告訴你他有多瘋狂。
幾個月之後我的兩個老朋友為我舉行了一次宴會,只有幾個福特汽車公司的人來參加,其中只有比德威爾是公司的高階經理,他真是很冒險。第二天一早他去上班就被傳訊,他們問他:“我們想知道昨天的宴會里有誰?”
對我而言,這件事雖已結束,但傷害卻持續甚久。我在公司有一個最好的朋友,25年來與我的家庭往來密切,每週五晚上我們一起打牌,我們的家庭也共同出外度假。但我被解僱之後,他連電話都沒打過一個,瑪麗在1983年去世時,他甚至連葬禮都沒有參加。
我父親常說,你死的時候有5個真正的朋友就不枉一生了,我頓時瞭解了他的意思。
這是痛苦的教訓,你可以和一個人做幾十年的朋友,你可以與他同甘苦共患難。當事情變壞時你曾去保護他,但等你自己碰上不幸時,卻再也看不到他的人了。
這會使你認真地問自己幾個問題。如果我可以再來一次,我是否把我的家庭保護得更好?她們的壓力非常大,幾乎難以承受。看著自己的妻子病況日益嚴重(在我被解僱之後不到3個月,瑪麗第一次得心臟病),我懷疑我是否有能力保護她們。一個殘忍的人和殘酷的命運改變了我的人生。
被解僱使我受到了很深的傷害,如果有人打個電話給我說:“我們一起喝杯咖啡吧,我對你的遭遇很不平。”這樣我都會覺得好得多,但大多數過去在公司的朋友都拋棄了我,這是我生命中最大的打擊。
某種程度上我可以理解他們的態度。公司受獨裁者的控制並不是他們的錯,如果他們繼續和我保持聯絡,就要冒丟掉工作的危險。他們有抵押貸款要付,而且也必須為他們的孩子著想。
董事會追隨領袖
但董事會呢?這些人是福特汽車公司的監護人,理應起到制約和平衡的作用,以防止高層濫用權力,但我覺得他們的態度是:“只要我們的利益被照顧得很好,我們就追隨領袖。”
當亨利命令他們在亨利和我之間做選擇時,為什麼他們讓亨利把他們充分信任的人解僱?他們未必能阻止這件事的發生,但至少有些人可以辭職抗議,但沒有一個人這樣做,沒有一個人說:“真丟臉,這個人一年為我們賺進幾十億美元,而你居然要解僱他,那我也不幹了。”
在我有生之年我非常想弄明白:這些董事們如何能高枕無憂?他們為什麼不挺身而出面對亨利?至今我仍不能理解那些董事對外界或捫心自問時,如何為他們的決定辯護。
我離開公司之後只有瑪麗安·海斯克爾、喬治·巴納特和喬·卡爾曼三位董事與我還有聯絡,我去克萊斯勒簽約那一天,瑪麗安打電話來向我道賀,她真是一位善良的女士。
我和做信託投資業務的巴納特仍保持著良好的關係,他說:“你知道,如果我有勇氣的話,我也該和你一起走,但我負責一部分福特退休金的業務。如果我隨你去克萊斯勒,我將立刻失去它。”
瑪麗去世後,我接到比爾·福特的一封信和墨菲寫來的一張便箋,沒有別的了。那麼多年來我們一起合作,這就是在我傷痛的期間我從董事會所收到的資訊。
在我被解僱的第一次股東大會上,科恩律師站起來問亨利:“你解僱艾柯卡,對於股東的損失如何彌補?”
亨利微笑了一下回答說:“董事會支援我,這件事不宜公開。”
我被解僱也引起了外界極大的注意,沃爾特·克朗凱在CBS電視晚間新聞中評論說:“這好像一本講汽車業的小說裡發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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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攤牌(7)
另一位特約專欄作家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