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可惜的是安內並不足以攘外，宋朝之亡是亡於外患，這是一個非常值得警惕的事實。近代西方學者論國家利益時，認為生存為首要，如果政府不能確保其國家的生存，則其他一切成就即令再顯著，結果也還是等於零。宋朝的往事在這方面足以發人深省。

大魏之所以比宋朝要好一點，雲錚覺得，其實主要是四大邊鎮的功勞，特別是雲家和周家。宋朝政府對於文人採取尊重和優待的態度，對於武人則採取輕視和抑制的態度。所謂“文人管兵”的原則在宋代的確已做徹底的實施。宋朝以科舉取士，有“一考定終身”的趨勢。甚至有人說，“狀元及第，雖將兵數十萬，恢復幽薊……獻捷太廟，其榮無以加”（引尹洙語）。在這樣的風氣之下，職業軍人感到自慚形穢，完全喪失自尊心，而且人微言輕，對於國事根本沒有發言權。另一方面，文人都向考試的窄門裡鑽，讀書就是為了應考，於是一切經世之學也就無人講求。所以南宋劉克莊有詩云：“先皇立國用文儒，奇士多為筆墨拘。”

而大魏則不然，太祖皇帝麾下的幾員大將各有其兵，以至於太祖自己也沒法削掉他們的兵權，於是乾脆做出相信他們忠心的模樣，賜封出八大世襲罔替的名門世家，並且將它其中外四家分鎮邊疆。如此一來武人的地位得到了保障，武人在朝中也還有說話的全力。而云周等家在朝中也有勢力，所以文人並不能完全壓制武人，於是大魏倒是扛住了遼國和西夏的侵擾，直到現在發生內亂。

然後，便是變法。無論宋朝的變法，還是大魏的變法，都變出了大麻煩。宋朝的變法，後來不少人說宋朝亡與執拗君子王安石；而現在大魏之所以焦頭爛額，也未嘗不是萬昌大用秋臨江的緣故。

一般人都知道王安石變法，實際上，宋代共有兩次變法：一是仁宗慶曆三年的范仲淹變法；二是神宗熙寧二年的王安石變法。前者可以算是後者的先聲。

仁宗深感遼夏交侵，而財政又已達崩潰邊緣，遂決定重用“以天下為己任”的范仲淹，要他負改革之責。範氏遂提出十項政見以為變法張本（即著名的“十事疏”）。其專案為：（1）明黜陟；（2）抑僥倖；（3）精貢舉；（4）擇官長；（5）均公田；（6）厚農桑；（7）修戎備；（8）減徭役；（9）覃恩信；（10）重命令。概括地說，前五項是屬於人事改革的範圍，最後兩項則以提高行政效率為目的，只有第六和第八兩項與經濟有關，而與國防有關者則僅為第七項。

由此可知範氏的看法是必須從根本著手，首先改進公務員的素質，並提高行政效率，否則其他的政策即令再好也無法推動。這種觀念毫無疑問是正確的，但必須假以時日，始有成功的希望。

仁宗幾乎全部接受他的建議（僅第七項恢復府兵的觀念因朝臣反對而被否決），但是范仲淹的改革計劃卻與士大夫（官僚集團）的既得利益衝突，於是引來極大的反對。僅僅一年的時間已經使他感到難以招架而只好自動求去。仁宗也不敢與舉國洶湧的公眾意見相抗，遂乾脆打消變法的念頭。

但變法的要求事實上依然存在，范仲淹的嘗試雖然失敗，不到30年王安石又繼之而起。王安石的變法不僅規模較大，而且時間也較長，所以其產生的衝擊以及在歷史上的地位也遠超過范仲淹。王安石受到神宗特達之知，於熙寧二年為相，到熙寧六年，先後共5年，新法次第成立。到熙寧七年四月，暫停新法而王安石也隨之罷相。八年二月復相，九年十月又去，從此不再起。但神宗仍繼續推行新法（元豐八年即1085年神宗逝世時大部廢止），直到哲宗元祐元年其全部廢止，所以新法之實施，先後共計17年之久；

所謂新法的內容相當複雜，而且專案繁多，不易列舉。概括言之，可分三大類：（1）經濟政策，如“均輸”、“免行”、“方田”、“水利”等；（2）社會政策，如“青苗”、“免役”、“和買”、“市易”等；（3）國防政策，如“保甲”、“保馬”、“置將”、“軍器監”等。關於王安石的變法又有下述幾點特別值得注意。（1）他與范仲淹有極大差異，即範氏重視人事和行政改革，而他完全不考慮這些問題，只重視新制度的建立。有人認為這是儒家與法家，也就是人治與法治兩種思想的差異，實際上並不盡然。王安石從未以法家自居，而且常以孟子自命。真正的原因可能是他看到范仲淹的失敗而有所警惕，並且知道人事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不欲因此而樹敵過多。（2）王氏的新政幾乎都是長遠計劃，對於當前的難題並不能提供立即有效的解決方案。宋朝的大病為貧與弱，而問題的關鍵即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