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上面還蓋了一張油紙，防止下雨，在風裡嘩嘩地響。窗沿上有人用破臉盆種了不怕冷的寶石花。就是在最*的時候，弄堂裡的生活還是有序地進行著。這裡像世故老人，中庸，世故，遵循著市井的道德觀，不喜歡任何激進，可也並不把自己的意見強加於人，只是中規中矩地過自己的日子。

晚上，家家的後門開著燒飯，香氣撲鼻，人們回到自己的家裡來，鄉下姑娘樣子的人匆匆進出後門，那是做鐘點的保姆最忙的時候。來上海的女孩子，大都很快地胖起來，因為有更多的東西可以吃，和上海女孩子比起來，有一點腫了似的。她們默默地飛快地在後門的公共廚房裡幹著活，現在的保姆不像從前在這裡出入的保姆那樣喜歡說話，喜歡搬弄是非了。可她們也不那麼會伺候上海人，所以，廚房裡精細的事還是主人自己做，切白切肉，調大閘蟹的姜醋蘸料，溫紹興黃酒，然後，女主人用一張大托盤子，送到自家房間裡。

去過上海的弄堂，大概再到上海的別處去，會看得懂更多的東西。因為上海的弄堂是整個上海最真實和開放的空間，人們在這裡實實在在地生活著，就是上海的美女，也是家常打扮，不在意把家裡正穿著的塌跟拖鞋穿出來取信。

街道十年記（1）

《上海法國城》是我寫的第一篇關於上海的文章，那時還不知道我會從此寫一本書，然後寫數本書，用去了我生命中的十年。寫這篇文章，是因為我陪了一個臺灣人去找他想看到的街景。那是1993年。現在，十三年過去了。

這次，我獨自沿著十三年前的路線再走了一遍，如今已有超過三十萬的臺灣人住在上海，他們不再需要我陪同去憑弔法國城了。

也是一個安靜的上午，在舊法國城裡活動的，大多是住在這裡的老人，年輕人都出去工作了，孩子們都去了學校。街道剛清掃乾淨，一大早去法國領事館等簽證的浙江人挾著聖羅蘭的皮包，在復興路口的大廈後門排成一隊。而老房子門縫裡，還散發出老房子複雜的氣味，它讓我回憶起自己的青年時代，深夜回家時，在漆黑的門廳裡，總被停滿的腳踏車龍頭拉住上衣。也曾被黑暗中從鄰居家傳來的大提琴聲突然擊中，心中波濤洶湧。

申申麵包房還在原處，那裡還出售小羊角麵包。蛋糕的式樣也大多是從前的幾樣。復興路上的弄堂還與從前一樣安靜，過去沾滿灰塵的舊房子，現在被粉刷成明亮的黃色，反而顯得老態龍鍾了——就像躍躍欲試的老人們。弄底的那棟西班牙式的房子也還在原處，謝天謝地，它還是亂糟糟的，保留了舊時代的抒情。寫《上海法國城》時，那棟房子的底層開著一家盜版店，我的大部分打口唱片和歐洲電影的影碟都是在那裡買到的，更早時，還在那裡租過錄影帶。那間地板晃晃悠悠的幽暗房間，從床底下拖出來的舊紙板箱，就是匱乏時代我精神維他命藥罐的模樣。

現在要說八十年代是舊時代了。九十年代已與租界時代的上海在物質和物慾上對接，完成了血緣上的迴歸。

現在弄堂裡多了一間私人照相館，專接領事館簽證照片的生意，在店主那裡能看到所有附近領事館簽證照片的告示紙，店主是個小個子的上海人，稀疏的短髮梳成六十年代時髦上海少年的飛機頭，我有時猜想，他少年時代大概就是熱衷拍照片的人，他那個年齡的人，對精密的科技產品有一種從現代主義傳承下來的崇拜，以此為時髦。他為人客氣周到，也很精明。

再往前走，就經過原先的神學院了。在一間底樓的房間裡，還能聽到有人在練習鋼琴。多年前，《上海的風花雪月》剛出版時，我哥哥的小學同學曾輾轉聯絡到了我，他特地要向我指出一個資料上的錯誤。我寫到這個神學院的前身是小天主堂。他說應該是基督堂，而不是天主堂。因為他的父親就是那個基督堂的牧師，他家一直就住在教堂後面。他居然還是我哥哥的小學同學，他居然小時候還到我家來過。住在五原路後半段的阿四告訴我，我一定是將五原路後半段的那個天主堂與這條弄堂裡的基督堂搞錯了，他家對面的，是個小天主堂，有個外國嬤嬤。“教堂的地板真乾淨，我記得小時候走在上面，一步一個灰腳印，覺得很慚愧。”阿四說。我記得什麼？我依稀記得我家對面的基督堂裡，有塊長長的花玻璃，上面有天父的像，長長地張開他的懷抱，但臉色並不慈愛。現在還有人在同一架鋼琴上練習哈農，但我想，一定不是十多年前的那個練習哈農的人了。現在，一間補習學院代替了小神學院。

越過永福路上的老公寓，到武康路，去看我的羅密歐的陽臺。從我的少年時代開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