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畝這個數字，他心中早已有底。前世廣東在二十一世紀，儘管被占城市和工廠佔去了大片耕地，但依舊保有四千多萬畝耕地。而根據歷史學家的推斷，這個數字，早在乾隆年間就已經達到了，這也是廣東可耕地的極限。

此時的康熙末年，廣東開發也已經到了極限，四千萬畝沒有，三千多萬畝也該有。

推著官府下鄉，就是要去把這個數字一點點撈上來。如果換成明清乃至前朝歷代，絕無這般能耐。可他有先進的金融工具在手，有強大的軍隊依靠，有新朝初定的威勢震懾，乃至有官紳仕宦一同納稅的格局制約，還有大興工商給資本提供出口。重新核量田畝的工作又是潤物細無聲地漸漸推行，能成為阻力的儒黨更是在早前抑儒降孔的風潮中敗退，完成這樁偉業，完全是水到渠成。

這一樁偉業完成，一個直接體現就是農稅暴漲。僅僅廣東一省，田產稅在今年就能收到三百萬兩，分攤到各縣，每縣都有三萬兩以上，這可是滿清時代各縣眼淚汪汪的數字。

農稅暴漲是好事麼？

顧希夷搖頭：“不止農稅暴漲，因為工商繁茂，各縣市稅也在暴漲。廣州縣市稅，今年上半年已經收了十二萬兩銀子，當然，這是特例。就以曲江縣為例，上半年市稅已有兩萬，加上農稅，地方稅已有五萬兩之多。知縣和縣公局已在明年定下開辦百所蒙學，十所縣學，十所醫院和十所贍孤院，修百里大道的計劃，因為他們明年計劃要收到六萬兩地稅。”

眾人沉默，從顧希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