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得了的“大事”，但對主考官來說，這只不過是“平常事”一件。

就算國家“大事”，也是一樣。

的確，有的“大事”，也是“重要事”。歷史上很多重大的戰役、重大的改革，都如是觀。

但大部分的“大事”，卻不如何重要，在歷史的長河裡，一些當時叱吒風雲的人物、一些震驚天下的變局，乃至一些血肉橫飛的鬥爭，只不過是一口井裡的風波，算不了什麼大不了的事。

雷純是給吳其榮辦“大事”：“大事”使驚濤書生覺得自己很重要。

可是這些大事其實並不重要：一如皇帝任命童貫、朱勵等去江南運辦“花石綱”，他們覺得都是何等風光的“大事”，但在歷史的評價裡，那隻不過是“醜事”而已。

——其實，縱辦不成這些“大事”，對六分半堂和雷純也依然無損。

辦成了，自然最好不過。

如果是舉足輕重、定判成敗的重大事，雷純當然在委派上自有分寸。

而且她會先徵詢狄飛驚的意見。

狄飛驚只用了很短的時間，已弄清楚了雷純的策略，如執行計劃的方式；他又用了很少的時間，已適應了雷純的方式與風格；他也只用了極有限的時間，已弄明白了吳其榮的個性和雷純任用他的辦法。

他理所當然也責無旁貸的去配合雷純——一如他去配合雷損一樣。

於是，吳其榮在“六分半堂”裡繼續去辦他的“大事”：當然，有時也常辦“急事”。

人的一生，多辦的是“急事”，但“急事”不見得就是“大事”，更不一定是“重要的事”。

像要“如廁”、“吃飯”、“服藥”、“喂（孩子吃）奶”、“洗衣”、“耕種”、“工作”、“購（日用品）物”、“應酬”等等，就是“急事”，但完全不能算是什麼“大事”。人的成就，八成以上要押在去辦“重要的事”裡，而特別大成功的人還得辦成“大事”。可惜，一般人的時間，多浪費在瑣碎的“急事”裡，“急事”、“瑣務”愈多，能花在完成“重要事”、專心在“大事”上的時間和心力愈少，自然成就也就愈低了。

這是很遺憾的事。

驚濤書生自從在水晶洞裡習成“活色生香掌功”和“欲仙欲死掌法”，立志要作一番驚天動地、驚濤駭浪的志業，但入江湖不久，便知道光憑武功，還真不能遂志如願，於是，他把“辦大事”的野心日漸收斂，連“重要的事”（例如像以前一樣勤加習武，以俾有日大展身手、盡展才能）也少辦了，日常裡，得享樂時便享樂，聽歌看舞愛美女，已是辦“急事”

的多，做“好事”日少了。

一個人的成就，主要是在他做了多少“重要的事”上，而不是在“急需的事情”上。

——久而久之，吳其榮已愈來愈不長進了，而且也愈來愈甘於不長進了。

花枯發則不然。

他既無意要做大事，也不管政事，但卻跟溫夢成一樣，都是民間百姓各行各業所推舉出來的領袖，他們也都喜歡“管不平事”。

他們只要稍有“抱不平”之心，就難免跟蔡京一黨的人對立；事實上，只要稍有正義感的人，就一定不直蔡京、朱勵、童貫、王獻、李彥、梁師成等人所作所為。

由於蔡京當政當權也當令已十數年矣，雖二遭罷相，但仍大權在握。他投機鑽營，盤剝人民，已到了無恥已極的地步。由於得到皇帝趙佶的極度信寵，他又好虛飾顏面，所以一旦妄作胡為，便先號稱：“這是先帝之法”，“此乃三代之法”，甚至還倭說那是神宗熙寧、元豐時期的“遺意”，而且竟可以不必知會皇帝，私發手詔，謂之“御筆手詔”，妄布聖旨，用以殺盡忠臣良將，廣植黨朋，因而，事兒鉅細，國家大事，萬民生計，全落在蔡京一人一黨手裡。

凡是大臣有疑，他就下詔格殺滅族。凡有頒佈，怕人疑他為私謀，就說“此上意也”，而且一個命令頒佈下去，善則稱已，過則稱君，更使民意沸騰，天下之怨憤均加之趙佶身上。

可是說也奇怪，趙佶還是信之不疑，甚至蔡京幾次假意辭官，趙佶還哭著哀求挽留他，並贊他：“公縱不愛功名富貴，也得為社稷著想啊！”蔡京既有皇帝的信任，便胡作妄為：

譬如他的“方田均稅”法，把天下地主土地強加“濃縮”，本來多的，忽然變少，本來大的，突然變校本來三百多畝地，現已縮為三十畝；但農民的稅卻大為“暴漲”，本來三十文錢稅賦，而今卻要交近二千文。這使得天下農民俱叫苦連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