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娜·溫特小姐，”他說。“1918年11月9日出生在柏林。你能否認這一點嗎？”

她合上護照，把它推回給他，一面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恐慌情緒。“我叫漢娜·溫特，可我是美國公民。美國大使館會證明這一點的。”

“德國不承認它的公民有隨意改變國籍的權利。你生來就是德國人。我敢說你將來死的時候還是德國人。”

街道上闃無一人，汽車開得飛快，一會兒他們已經進入市區，並向河邊駛去。

他說，“里斯本是一座有趣的城市。要到任何外國大使館去，必須先透過葡萄牙的警察檢查站。所以，你要是試想逃到英國或美國大使館去，我們還是能抓住你的。”

她說，“我不明白。當我要求到別墅裡面去時，守門人告訴我說他得同總部核對一下。”

“這很簡單。葡萄牙警察已經同意逮捕和引渡漢娜·溫特，因為她被控犯了謀殺罪——三次以上的謀殺。實際上，他們已經答應儘快辦理這樁案件了。”

“不過你——你不是警察局的人。”

“哦，可是我們是警察。不是葡萄牙的那種警察，但比那更有意思。”他現在改用德語說，“我是蓋世太保柏林辦事處的中隊長克萊伯。他是我的同事，小隊長根特·辛德曼。”

這有點象一場噩夢，可是漢娜覺得實在累得不得了，所以她什麼都不在乎了。

她呆呆地問，“那麼現在幹什麼呢？”

克萊伯關上燈，車內又暗了。“哦，我們要把你送回家去，”他說。“回到柏林去。你不用擔心。我們會照顧你的。”

他把手放在她的膝蓋上，順著長統絲襪往上摸。

溫莎行動（2）

這是他犯的唯一的最大錯誤，因為他這種舉動引起了漢娜的厭惡，促使她重新警覺起來。當他的手慢慢往上移動時，她一面屏著氣，一面摸索車門的把手。梅塞德斯車為了讓一輛灑水車橫過馬路，放慢了速度。她使出渾身力量推開了克萊伯，開啟車門，跳到車外的黑暗中去，她沒有站穩，在地上打了兩個滾。

這一跤摔得不輕，當她爬起身來時，不得不在牆上靠了一會。梅塞德斯車已經沿著馬路向前衝出了一段距離，現在開始掉頭了。她丟失了一隻鞋，已經無法找回來。她把另一隻也踢掉，鑽進最近的一條小巷，開始奔跑起來。

不一會兒，她出現在河邊。雨還下得很大，濃霧從塔古斯河上滾滾而來，而且街燈很少，彼此間相距又遠。這裡好象沒有商店，沒有住房，黑夜中只有一些高大而荒涼的倉庫。

當霧氣從四面八方向她圍攏來時，她感到似乎世界上僅有她一個人了，接著她聽到追捕者的腳步聲，在她身後小巷的牆壁之間，發出迴響。

她穿著襪子輕輕地重新奔跑起來。她感到冷——非常冷——這時街道沿河的一邊有一盞燈，在霧氣中發出暗淡的線。她看見一條紅色的霓虹燈招牌，上面是“喬？傑克遜”，下面是“美國酒吧”。

她抱著最後的希望，急忙穿過街道奔過去，可是屋子裡沒有燈光，幾扇玻璃門也鎖著。她懷著無可奈何的憤怒，拼命搖晃那幾扇門。房屋側面有一個碼頭和另一扇門，門的上方有一塊燈游標記，說明這是“舞臺”。她又去試那扇門，用雙拳擂打它。這時，克萊伯右手握著一支魯格手槍，追到了房屋拐角的地方。

“我得教訓你一下，”他低聲地說。“你這個猶太小騷貨。”

當辛德曼趕到時，她轉身沿著碼頭逃入濃霧之中。

喬？傑克遜長著深色的波浪式頭髮，蒼白的臉，藍褐色的眼睛，臉上帶有一種輕微的嘲弄神情，似乎老是要把嘴角翹起來的樣子。一個人發現實際生活比他所想象的更壞時，就會有這種厭倦的超脫的微笑。

他每逢星期一停業。一方面，大家都可有一個晚上不喝酒，另一方面，每星期初他也沒有多少生意。這使他有機會安安靜靜地結賬，漢娜第一次敲打大門時，他正在算賬。

他以為這是個醉漢想再喝一杯，就重新記起賬來。過了一會，他聽見她來到側門那裡。他隱約聽到一陣低語聲，接著又聽到一聲尖叫。他拉開桌子右邊的抽屜，取出一支白朗寧自動手槍，站起身來，迅速地走出了他的辦公室。

他身穿藏青色運動衫和深色的便褲，個子不高，不過五英尺五六光景，但有一副強壯的肩膀。

他撥開了側門的門鎖，佇立著靜聽。從碼頭那一端傳來了一聲被遏住的呼叫。他穿著軟底便鞋，毫無聲息地從容地向前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