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作品，沒有具備振聾發聵思想力度的文學作品，也沒有具備長久生命力的文學作品。

“中國當代作家視野狹隘，沒有自己的聲音；1949年後的中國文學在走下坡路……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　德國漢學家顧彬先生的這些言論雖然刺耳，但基本是符合事實的，是相當中肯的。

1949年至1976年，我們無須過於計較了。可自1978年改革開放到現在，除了那一陣“反思”*（其實主要是洩憤，訴苦。反思的深度很不夠）的傷痕文*之外，這30年中的中國文學還有什麼是值得我們津津樂道的，引以為榮的呢？

這30年是中國和世界的政治、經濟格局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時期，是中國社會、中華民族從封閉走向開放，從愚蒙走向文明，從專制走向*，從鬱悶走向開朗，從拘謹走向幽默，從愁苦走向幸福，從貧弱走向富強的輝煌的30年。然而，中國當代文學卻沒有產生反映這種變化和輝煌的鉅著。除了一些不致於犯“大錯誤”的歷史小說外，大部分是小打小鬧的應景作品，“趨錢附勢”的垃圾作品，還有就是跟風模仿的鸚鵡作品（如江湖武打小說，玄幻靈異小說等）；就是缺乏獨樹一幟的創新作品，缺乏具有大家風範的力作，缺乏能在國際文壇上拿得出手的奇葩。中國文學在這一特殊歷史時期的這種疲弱狀態，實在令國人汗顏且氣憤。在下鄙人就是出於這種羞憤心情而拿起筆來試一試的。

我們的作者、編輯、出版社應該對中國文學的現狀承擔主要責任，我們這些草根寫者和普通讀者也應該承擔責任。中國太缺乏高品味的讀者群了，導致作者、編輯都為了經濟效益而去迎合所謂的市場需求，而忘記了文學本應具有的文明引導功能。這樣下去，中國文學就永遠只能是市場經濟和世俗民眾的跟屁蟲，無法成長為引領人類文明進步的勇士和導航員。

作者

作者題外話：各位看官：《火星緣》與筆者的另一部長篇《失人類》有內在關聯關係，敬請參照閱讀。　。。

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無法問鼎諾獎的社會政治原因

以下是筆者的一篇博文，轉登於此。

2010…10…10

新科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秘魯作家馬里奧&amp；#8226；巴爾加斯&amp；#8226；略薩昨日（2010…10…8）在曼哈頓出席了新聞釋出會。面對在場的150位國際記者，略薩用西班牙語、英語和法語回答問題，並表示，身為作家，“介入公眾事務是一種義務和責任”，“文學作品應該干預（intervene）社會政治生活”。

反觀中國文學現狀，“文學不得有政治色彩”幾乎是一種共識，是一種遊戲規則。說得準確點，應該是“文學不得批評現行政治體制，不能對現政評頭論足，不能含沙射影。”稍有不慎，極可能遭遇“反黨、反社會主義，危害國家安全，洩露國家秘密，顛覆國家政權，破壞國家統一；損害國家榮譽和利益；煽動民族仇恨、民族歧視，破壞民族團結；破壞國家宗教政策，宣揚邪教和封建迷信；宣揚*、*、賭博、暴力、兇殺、恐怖或者教唆犯罪；散步謠言，擾亂社會秩序，破壞社會穩定”等大棒的伺候。

中國的文學，只能以一種規定動作參與社會政治生活，那就是“歌德”式“美聲”唱法。

當然，這個規定動作自然不會贏得諾獎評委們的高分，更不會贏得真正的文學產品消費者的真誠青睞。

一方面，有人批評中國當下的作家膽小，沒有了魯迅那樣的犧牲精神。但另一方面，我們是否注意到了中國的文學生態環境，它是否太惡劣？太多嚴寒酷暑，太多沙塵暴？即便魯迅再生，可他的文章無法面世，無法見諸報端，無法印刷成書。你又能如何奈何得了？

中國當下的政治生態決定了中國文學的生態。中國的文學生態決定了中國目前還沒有長出文學巨木的條件。更糟糕的是，這種政治生態和文學生態造就了偏愛三俗（庸俗、低俗、媚俗）的中國作者群和讀者群，他們甚至無法認識到自己的文學品味與世界高階文學品味的差距。就是這樣的一個三俗族群，不去深刻檢討自己的文化程度和衛生環境，還在那裡呲牙咧嘴地叫罵評委對他們有敵意和偏見。

這的確是一個缺乏英烈奇才的時代，我是持“英雄史觀”的。若有一位英雄出世，一箭定江山，拿下諾貝爾文學獎，那是再好不過。沒有這樣的人物，就得從改善中國的文學生態和政治生態這樣的基礎工作做起了。應為這是提高整個民族文化水平和文明水平的基礎，是跟上或趕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