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社會是有組織性的，因為組織性，讓我們的社會發展效率超越了世間一切生物。但是要維持這個組織性是需要部分人站出來維持的。這部分人在現代社會中是管理者同時也是脫產著。以現在計程車兵為例，除了戰鬥士兵一般不參加一線生產，士兵就是脫產者。一個純農業時代北方的不滿千人的村莊可以出兵五十人。這已經到達極限。任何一個壯勞動力在農村都是非常寶貴的。

可見在農業時代一個村莊可養的脫產者是有限的。而社會管理者，也就是村莊裡要慎重對待的小官吏，也是脫產者，我們工農黨紮根在村莊的管理者是有村莊本地人選舉，以及農業學院委任分配的。參與管理，平時下地幹農活。但是並不脫產。我們真正的脫產管理者，應該是在鄉一級別。負責調配進入鄉村的工業品與鄉村的農業產品交換。在數字上我們縣基層脫產管理人員是大明的官吏的十倍左右。但是我們的效率要比大明更高。

因為要算脫產者還要算另一部分人，士族。自明朝科舉開始，每個村莊就都興文風。一個男子如果考上了舉人，對村莊的意義要大於十個幾壯年勞動力。因為士族可以免除大量土地稅。可以在政府組織分派的工程徭役方面，有所偏袒。這個階層打著不與民爭利的旗號，逼迫封建王朝政府讓渡地方上的管理權力，卻自己取得了地方上的管理權力。於是他們進行了第二個步驟，兼併土地收取地租。1644年大明土地地租均在五成以上，江南地區部分達到七成，這麼多財富，讓士族日益壯大的家族可以脫產。這裡的脫產不僅僅是讓士族不用幹活，而是可以購買大量的丫鬟僕人脫產伺候他們僱傭家丁習武保護他們。

然而這一部分脫產人口對於整個社會是毫無意義的。女子繡花，縫衣服，泡茶，一天所勞動的活僅僅是讓身為老爺的地方管理者更舒適，有時候甚至為了更有面子的禮數。可是如果是在工業社會中，這位女子進入紡織廠，一天勞動生產的布匹，卻可以讓一百個人有衣服減少多餘的身體熱量消耗，讓這一百個人將更多的體力，投入生產中。

前者的勞動對社會財富增生並無作用，後者的勞動卻可以讓社會其他人更有效率的勞動。現在我們的社會大部分人還在溫飽線附近徘徊。每一個人離開社會都無法獨自存活，南亞野人的日子就是一人可以獨自生活的日子。一些社會上的財富擁有者，揚言可以不靠他人活清高的活著。但是他穿的衣服，吃的糧食，用的器具，甚至燒開水的煤炭熱能都是由整個社會提供的。然而現在卻又想超脫社會人均水平之上脫產生活。這種厚顏無恥之徒，就是反動階級。

這也是我們可以戰勝明王朝的原因，我們打到的不是一個皇帝，而是自皇帝一下，依附於禮教統治之上，龐大享有過多社會資源的脫產階級，這些個脫產階級並不是政府僱傭關係，而是老爺傳少爺的世襲制。

鋼鐵撬動世界變化的工具，煤炭驅動機械自行運轉的能源。糧食驅動人類可以思考可以動手的能源，這是當今社會的原始財富。由我們調配，我們的調配效率高就會取勝，如果我們的調配過程中出現了中飽私囊信念腐化無視黨紀和法律。我們就會失敗。”——《我們為什麼必然獲勝》出自人民日報。

這份報紙拿在永成手上，拍水杯包上紗布的手將這份報紙慢慢的放下。這片文章上的每一個字，永成都仔細讀過，在語法行文上非常稚嫩，但是非常具有戰鬥性。民主共和，君權，民權，弱君，虛君，還是立憲，海宋的報紙甚至大明的東林黨人都用化名辯論過。但是從沒有這樣一篇文章直擊社會變革資源調配矛盾的源泉。

這樣的話，大明議會，甚至海宋議會，絕不會有人敢講。直接挑明瞭現在資本家，農場主在社會地位的合法身份，原本應當是社會財富的管理者，為什麼逐漸膨脹到變成了社會財富的擁有者。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士子經常把自己代入民用這句壓大明皇帝，要求皇室不與民爭利。現在這波工農黨人直接將士子掃出了民的定義，不僅僅將士子掃出了民的定義還將沒有科技技術知識，只有管理經驗卻享有整個企業調配權的大資本家。踢出了民的概念。永成心裡莫名出現了一股快意。

如果人民日報這片，有關社會脫產者的言論在五年前出現想要上報紙都很難。但是這個世界的話語權是伴隨槍桿子變化的。另一個位面馬克思當年被歐洲各個君主國驅趕。現在這個位面君權，紳權，工廠主剝削的權，被工農黨的拳頭揍了一邊，被歷來希望走向脫產的統治階級記恨的思想，如同洪水一樣湧現在這個世界。

能量，世界的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