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上升中央層面,但這回遼國派特使來,這裡面肯定是有問題的。
趙頊也不傻,此事必須要謹慎處理。
他是第一時間就找來韓琦、曾公亮這兩位已經致仕宰相。
尤其是韓琦,因為之前一直都是他在處理與遼國邊界問題,並且有著出色的成績。
之後趙頊又分別召見富弼、王安石、文彥博、司馬光、呂公著等宰相。
他們的建議,是大致相同。
都是建議皇帝,要積極與遼國談判,努力維繫與遼國的友好關係。
因為他們都知道,此時此刻,他們其實是非常被動的,這國內在改革,熙河拓邊已經給財政帶來巨大的壓力。
決不能在這時候,與遼國鬧掰。
但是在邊界問題上,他們認為一定要做到寸步不讓,要講道理,講證據。
雖然大致相同,但是他們的表態卻是有著微妙的不同。
韓琦認為走到今天這一步,王安石是要負全責的。
根據他在河北地區擔任安撫使時的觀察,兩國百姓已經數十年未經戰事,其實都非常厭戰,基於這一點,韓琦認為遼國是沒有與宋朝開戰的意圖,因為沒有民意基礎。
而之所以這麼做,就在於王安石這幾年張牙舞爪,恨不得讓天下人都知道,我改革變法就是要幹你們的。
關鍵,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自王安石為相以來,他將一些支援他變法的將軍安排在邊境,而這些將軍都屬於激進派,導致周邊勢力都開始積極防備宋朝。
韓琦認為這麼做是非常重大的失誤,他認為應該暗中練兵,加強防備,在羽翼豐滿之前,要積極改善周邊關係,哪怕是對西夏。
並且舉出漢武帝的例子,經過文景兩代人兩代人的發展,漢武帝才開始與匈奴撕破臉皮的,王安石改革才幾年,成果未見多少,但他喊得比誰都兇。
那唐太宗都隱忍了三四年,你至少得隱忍十年吧。
他的建議就是廢除王安石的一些軍事上的政策,以求解除遼國的疑慮,此事便可平息,因為他認定遼國是不會輕易與宋朝開戰的。
雖然韓琦肯定也是有私心的,因為他不認同王安石的一些政策。但他說得也都是事實,就是稍微誇張了一點。
因為王安石改革變法的目的就是要打仗,這也是他和趙頊的共識,正是因為這一點,趙頊才願意支援王安石的,別得大臣都沒有王安石這麼猛,那王安石肯定要喊這口號,要對外強硬。
不然的話,他沒有改革變法的理由,其實他跟張斐是一樣的,都是藉著外部壓力,來尋求內部改革。
但是富弼、司馬光都反對這種做法,富弼給予趙頊的建議,是二十年不要用兵。
潛在意思,就是現在國家民生凋敝,至少需要發展二十年,才有對外一戰之力。
故此富弼、司馬光也都多多少少將責任推給王安石,只是說沒有韓琦說得那麼直白,因為在這期間,主政的就是王安石,要是王安石不那麼激進的話,宋朝就不會陷入這種困境。
王安石當然也不傻,他也非常清楚宋朝現在無力與遼國開戰,關鍵一旦跟遼國開戰,那西夏怎麼辦?他的重心全在西夏,他的計劃也是要先滅西夏。
所以,他也是建議積極與遼國談判,可以做出一些妥協,比如說拆除雄州的防禦工事,但不能太過分。
同時,他認為該加速為消滅西夏做準備,否則的話,始終會被這兩方勢力給鉗制。
其中唯獨文彥博和曾公亮比較強勢,他們就認為,要做好戰爭的準備,要積極防禦,不能寄望於遼國不打你。
但他們都認為,遼國現在的國力也是吞不下大宋的,要開戰,他們也會損失慘重的。
這裡面依舊看得到革新、保守兩派的鬥爭。
在這期間,張斐倒是沒有在操心這事,而是一直在跟皇庭、三司討論農稅問題。
皇庭已經叫停稅務司,認為如果農稅要是不變的話,那就違反了新稅法。
三司也願意做出妥協,但問題就在於妥協多少。
這裡面的問題其實非常複雜,因為貧瘠之地可能是顆粒無收,但是肥沃的土地,能只是比往年減少三四成。
最終還是張斐出了個主意,做一個樣本調查,在不同的地方,去抽查一些土地,看看此番災情到底給農田帶來多大的損失。
然後以這個數定為今年每畝地的產量,但稅率是不變的,以前有人可能要繳納百分之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