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在地鐵，他死盯著一個姑娘看，最後那姑娘猶猶豫豫站起來要給他讓座。他真誠地對我說：“我從小就長這樣，等我四十的時候，你就看出優勢了。”

他學中文的，在新聞評論部內刊上寫文章，題目就是他的夢想，叫“飯在鍋裡，人在床上”，不免被一干做新聞的人譏笑。開會談節目，他開口，一屋子人就搖頭笑“人文主義者”。別人都做時事類節目，元首訪問什麼的，討巧，也好做，他偏做生僻的，有一期叫“哥德巴赫猜想”，民間有位傾其一生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專業人士和普通人都覺得可笑，但這人在節目中說：“小人物也有權利發出自己的聲音。”別人笑，史努比只自嘲，從不反擊，也沒見他對人兇惡，我有時覺得他有點近於怯懦，他只說：“道德，不是沒有弱點，而是看清它，然後抑制它。”

有次聚餐，在一個吃東北菜的地方，都喝得有點兒多了，有人大聲呼喝，有人往地下砸瓶子。他也喝高了，搖搖晃晃蹲在地上撿碎片。我去撿的時候，聽見他嘟嘟囔囔：“什麼是人文主義者？人文主義者，就是不往地上砸瓶子。”

那時候，他手頭正青黃不接，每天拎著單位發的紙袋子，裝著泳衣和盜版碟，游完免費的泳，吃完免費的三餐，回家看五張盜版碟，發工資全存建行，每天坐公交車時看著建行的大招牌，“有種深沉的幸福”。

就是這麼個人，看我很不得意，居然花錢送給我一盆花。是他上班路上看到地鐵口擠了好多人，想著肯定是好東西，擠進去一看，是從天安門廣場上撤下來的國慶菊花，板車上放著，一塊錢一盆。

很貧賤的小黃菊，他小心翼翼地放我桌上，作陶醉狀深嗅一下，差點燻一個跟頭。

中午開會大家評我的節目，他最後發言：“大家都說‘好的我就不說了，我提點兒意見’，好的為什麼不說呢？好的地方也要說。我先說……”

我看他一眼。

他私底下愛教育我：“你生活得太塑膠了，不真實。”

我白他：“怎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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