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之後，我覺得我的老師也很不容易。

我問那位六年級的班主任：“你有什麼心裡話跟誰說？”

大概從來沒人問過他這個問題，他愣了一下：“不說。”

“那你碰到難受的事怎麼辦呢？”

“忍著。”他的答案和小孩一樣。

這期節目讓我重回電臺時光。我收到很多孩子的信。一個小男孩說：“我跟媽媽看完節目抱在一起，這是我們之間最深的擁抱。”一個姐姐說：“這兩天正是弟弟統考成績不好的時候，看完節目，我起身去隔壁房間找了弟弟，跟他有了一次從未有過的長談。”回到家，小區傳達室的大爺遞我一封信，是小區裡兩個雙胞胎孩子留給我的，我在這裡租住了好幾年，並不認識他們，信裡說：“我們看了這期節目，只是想告訴你，歡迎你住在這裡。”

電視也可以讓人們這樣。

但我的醫生朋友小心翼翼地跟我談：“這期節目很好……”

“你直接說‘但是’吧。”

他笑：“你是文學青年，還是記者在發問？”

“有什麼區別麼？”

“像我們在急診室，實習的醫生都很同情受傷的人，會陪著他們難受，但是如果一個醫生只是握著病人的胳膊，淚水漣漣，這幫不了他們，冷靜詢問才能求解。”

我有點強詞奪理：“你說得對，但我還做不到，也顧不上，我就是那個剛進手術室的小醫生，我第一次看到真實的傷口。我有我的反應。”

採訪苗苗表弟的時候，他說起死去的姐姐，滿臉是淚水，我覺得采訪結束了，就回頭跟攝像海南說了聲“可以了”，蹲下去給男孩抹一下眼淚，說去洗洗臉吧。

他不吭聲，也沒動，肩膀一抽一抽。

我問他：“你在心裡跟姐姐說過話嗎？”

“說過。”

“說什麼呢？”

“……你好嗎？”

我問不下去了。他站起身，沒去洗臉，跑進了屋子裡，倒在床上。小男孩捂著臉，彎著身子，哭得渾身縮在一起抖。我站在床的邊上，抬起手又放下，抬起手又放下。

看節目我才知道，老範把我給孩子擦眼淚的鏡頭編進片子裡了，她百無禁忌。

這個鏡頭後來爭議很大，還產生了個新名詞，討論我是不是“表演性主持”。小鵬瞪著大圓眼來問我：“你為什麼要給他擦眼淚？”

“那你怎麼做？”

“什麼都不做，這才是記者。”

正好錢鋼老師來參加年會，他是我們敬重的新聞前輩，大家在威海夜裡海灘上圍坐一圈，問他這件事。他不直接說誰對誰錯，給我們講故事，說美國“60分鐘”節目的記者布萊德利在監獄裡採訪一個連環殺人犯，問，你為什麼要殺那麼多人？

殺人犯是個黑人，回答說：“因為我在布魯克林區長大。”意思是那個地方是黑人聚集區，治安不好，社會不公，所以把我變成了這樣。

布萊德利是個老黑人，當時六十多歲，鬍子花白。他站起來揪著這個殺人犯的領子，搖著他說：“我也在布魯克林區長大。”

錢老師說：“他這麼做對麼？不，先別回答，你要像蘇聯作家說的那樣，‘在清水裡嗆嗆，血水裡泡泡，鹹水裡滾滾’，十年之後咱們再來討論。”

十年將至，到底這麼做對還是不對，我在心裡已經過了好幾個來回，還是沒有最終的答案。只是我必須承認，當年面對醫生的辯解，一部分是要隱藏自己的無能。那時我說出的只是人生的皮毛，這些孩子之間的情感複雜遠超過節目中的描述。

節目裡，我們只敘述了因聚會流言而起的故事，但我和老範還知道另外一些細節，這個年級裡有很多學生喜歡苗苗，用皮筋勒住苗苗脖子的男孩總是在上課的時候摸她的胳膊和頭髮……苗苗最反感別人摸她的頭髮，告訴了小楊，小楊揍了這男孩。

小楊是班上年紀最大個子最高的男生，他十四歲了，苗苗叫他“哥哥”。

在自殺之前，他們吵過一次架，因為苗苗認了另一個保安做“哥哥”，小楊不再理她。她請求原諒。在一個小巷子裡遇到，苗苗攔住他說“對不起”，他不理她，往前走。她從地上撿起塊磚，砸到自己額頭上。小楊說：“血和著磚灰流下來。”他沒停腳，繼續走了。

後來他才知道，苗苗轉身回到操場，到處都是學生，她當眾跪下，說：“我對不起楊……”也許她認為只有以這種方式羞辱自己，才會被諒解。

那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