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芽長出來，多一根枝條，就多開一層花，越來越繁茂廣大。安娜的死亡最終超越了小市民式的道德判斷，在人的心裡引起悲劇的共鳴。

對人的認識有多深，呈現才有多深。

做這期節目的時候，我對人的瞭解還遠遠不夠，只下了個簡易的判斷。

走之前，我們終於找到了最後一個孩子小孫。看到我們，他撒腿就跑，上了一個土崖，我脫了鞋，拎在手裡光著腳爬上去。我們倆坐在崖邊上，攝像機從後面拍他的背，錄音杆凌虛放在崖邊的坎上。

小孫不看我，看遠處，白楊樹環繞的村子，風吹的時候綠的葉子陡然翻過來，銀白刺亮的一大片。

我家在山西，到處都是這樣的土崖，我早年爬慣了，常常一個人爬過結冰的懸崖，從那兒夠下頭去看早春的杏花。

我問他：“你常常坐在這兒？”

他點點頭。

“因為這裡別人看不見你？”

“是。”這是他這些天對大人說的第一個字。

我看到他胳膊上的傷痕：“用什麼刻的？”

“刀刀。”

他頭紮在膝蓋裡，我蹲在他面前，握住他黝黑的細胳膊，他的面板曬得發白，把浮土撫掉，能看到三道淡紅色的傷疤。

我想再往下問，小孫忽然站起身，一言不發地走下山坡。

鏡頭注視他，直到他消失。

他根本不願意跟我談，一瞬間電光火石，我沒有道理地覺得，也許他就是那個在聚會上抱住苗苗的男孩子。

他走下山坡，繞過牛圈，再拐過一個房子，頭也沒有回過，消失在一個矮牆後頭。

一分多鐘，我怔怔地看著他的背影，都沒有意識到鏡頭已經搖回來對著我了，直到海南輕聲說“說點什麼”，我愣了一下，說了我的感受：“看著孩子在採訪中離開，我們知道他還有很多話沒有說出來，也許那些話才是服毒的真正原因，雙城事件調查到最後，我們發現，最大的謎，其實是孩子的內心世界，能不能開啟它，可能是每個人都需要面對的問題。”

這個一分四十四秒的長鏡頭用在了節目結尾，後來在我的職業生涯中常被提起，說這是鏡頭前的即興評論能力什麼的。但這個段落，對我來說，跟那些無關，它只是撬起了深紮在我頭腦裡的一根樁子。之前我坐在演播室的時候，總認為結尾的評論必須是一個答案，說出“讓我們期待一個民主與法治的社會早日來到”才可以收拾回家，就好像這演播室只是一個佈景，我只是在表演一個職業。我從來沒想過一個節目會以無解來結尾，一直到我明白真實的世界即是可能如此。

第四章　是對峙，不是對抗

二〇〇三年九月，張潔搞改革，“調查性報道”成為“新聞調查”的主體，以開掘內幕為特徵，採訪會很剛性，開會的時候他發愁：“柴靜跟我一樣，太善良了，做不了對抗性採訪。”

老範接下茬：“都不見得吧？”

“真的，她臺上臺下都是淑女。”一屋子人，只有老張見過我怯懦的時候。

“她？”天賀笑得直喘。

這幫壞蛋。

新同事都是非典時才認識我，那時我剛從爛泥境地拔出腳，沾了點輕度躁狂，帶著矯枉過正的活潑，上樓都一步兩級，沿著樓梯上指向“新聞調查”的箭頭一路跳上去。還是我爸最理解我，說：“就像我們手術檯上的病人，麻藥勁兒過去了，話特別多，抑鬱很容易轉成亢奮。”

這種虛亢上陣交手，一招就潰敗。

一個醫院監聽120電話，違規出車搶病人，病人死亡，取證時只拿到一段出車搶人的錄音。家屬一直懷疑延誤了治療時機導致死亡，但病歷拿不到，時間緊任務重，我赤手空拳，又必須一試。機器架起來，我坐在醫院負責人的對面。

他四十多歲，見了鏡頭不躲也不緊張：“坐，問吧。”

他渾身都是破綻，但我就是點不到要害。他承認違規出車，但認為違規出車和病人死亡之間沒有必然關係。醫療是非常複雜的專業問題，你可以無限懷疑，但事實弄不清，這節目就是廢的，說什麼都沒用。我只是一個記者，沒有他的允許，不能掀開他家裡的簾子去看看後面有沒有人，不能使用超常的技術手段，雖然他左口袋的手機裡可能就有那個事關秘密的號碼。

採訪了一會兒，他直接把胸口的麥克風拔下來，站起來說：“我沒時間了，需要去休假，車就在樓下。”

我失魂落魄走到樓梯口。他把我叫住，從樓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