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完一根菸，底下一百多號人，鴉雀無聲。

他開口說：“我不幸福。”

又抽了兩口，說：“陳虻也不幸福。”

他是說他倆都在職業上寄託了自己的理想和性命，不能輕鬆地把它當成生存之道。

說完，把煙按滅，走了。

我開的第二個會，是陳虻主持的。他接手了“東方時空”，正趕上十一長假後，開場是：“我不是來當官當領導的，我就是教練，不負責射門。我只是盯著你們，誰也別想躲過去。”

他讓我們觀摩能找到的所有國外優秀節目：“你們要把每個片子拆分到秒，從每個零部件去學習。”

我接下茬：“看來是這輩子最後一個假期了。”

大家鬨笑。

他正色說：“你說對了。”

散會後他找我談：“成功的人不能幸福。”

“為什麼？”

“因為他只能專注一個事，你不能分心，你必須全力以赴工作，不要謀求幸福。”

我聽著害怕：“不不，我要幸福，我不要成功。”

“切，”他說，“一九九三年我要給‘生活空間’想一句宣傳語，怎麼想都不滿意。問到家裡，恨自己，恨到用頭撞牆，咣咣作響。睡到凌晨四點，突然醒了，摸著黑拿筆劃拉了這句話——‘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你不把命放進去，你能做好事情麼？”

陳虻得的是胃癌。

小崔說過：“陳虻是一個特傻的人，特別傻。看起來很精明，實際上憨厚得不行。你要是看到他講課時那個傻勁、他審片時那個表情，你就知道這個人不可救藥。”

陳虻是哈爾濱工業大學光學工程專業的，孫玉勝任命他當製片人時，他才三十出頭，部裡很多有資歷的紀錄片人，覺得他沒什麼電視經驗，有點抱臂旁觀。他上來就不客氣：“別以為你拿個機器盯著人家不關機就叫紀實，這叫跟腚。你的理性到場沒有？”

這話當然讓人不服氣，拿出一個片子讓他評價，陳虻看之前就說：“我跟你們打個賭，這個片子肯定沒有特寫。”

他們不信，一看果然沒有。

他說：“為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