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及時可靠和完整。

林業局負責實地調查的人叫李騫，是個小夥子。向他索要材料，才發現他沒有任何資料證明有過這次核查。問到後來，他說：“我相信周正龍，因為他是個農民。”

我問他的上司覃局長：“李騫當時有沒有給你出示他認為拍照物件真實存在的證據？”

“那就是口頭上，就是這樣。”

“僅靠他一個人的說法嗎？”

他反問：“難道不可以相信他嗎？我對我的幹部，我在用他的時候，我對他們是很省心的。”

再問局長的上司，縣長說：“我相信我的幹部的說法，因為他是我培養起來的。”

林業廳負責人說：“我相信鎮坪的說法，因為他們是一級政府。”

一八九四年，美國傳教士亞瑟·史密斯寫過一本書叫《中國人的性格》。他觀察到當時的國人有一個強烈的特點是缺乏精確性：“分佈在城市邊的幾個村子，跟城相距一到六里，但每個村子都叫三里屯。”中國的“一串錢”永遠不可能是預想的一百文，陝西省是八十三文，直隸是三十三文，“這給誠實的人帶來無窮的煩惱”。

史密斯嘆息這背後不求甚解的智力混沌：“你問一箇中國廚師，麵包裡為什麼不放鹽？答案就一個：‘我們在麵包裡就不放。’‘你們這個城市有這麼多好的冰制食品，為什麼不留一點兒過冬？’答案也只有一個：‘不，我們這兒冬天從來沒有冰制食品。’”

這種缺乏科學精神的文化滲透在整個老大帝國，蔡元培評論過：“自漢以後，雖亦思想家輩出，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之範圍……我國從前無所謂科學，無所謂美術，唯用哲學以推測一切事物，往往各家懸想獨斷。”

清朝覆亡後，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