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眾一字一句敲下評論，一小格一小格里發來，不容易，像電臺時期那些信件一樣，我珍重這些。有一期談收人分配改革，有位觀眾留言：“在採訪中，當採訪物件說到城市收入的增加比例時，本來人家緊接著就要說農民的比例，但柴靜非要問一句‘那農民呢’，故作聰明！”

底下的留言中有不少人為我辯解，說這是節目節奏要求，或者需要這樣追問的回合感等等。還有人說這位留言的觀眾：“你用詞太刺激了。”

批評我的這位寫了一句話：“當年陳虻說話也不好聽，現在陳虻去世了，我們也要像陳虻那樣對待她。”

我心頭像有什麼細如棉線，牽動一下。

他說得對，去打斷談話，問一個明知對方接下去要談的問題，不管是為什麼，都是一個“有目的”的問題，是為偽。

什麼是幸福？這就是幸福，進步就是幸福。我的起點太低，所以用不著發愁別的，接下來兒十年要做的，只是讓自己從矇昧中一點點解縛出來，這是一個窮盡一生也完成不了的工作，想到這點就踏實了。

日子就這麼過去了。有年夏天，臺裡通知我參加一個演講，題目叫“為祖國驕傲，為女性喝彩”。上學時我常參加演講比賽，通常幾個拔地而起的反問句“難道不是這樣嗎”，再加上斜切向空中的手勢：“擦乾心中的血和淚痕，留住我們的根！”狗血一灑滿堂彩。這麼大歲數，我實在是不想參加演講比賽了。但臺裡說這事已定。當天領導辛苦地起個大早替我抽好籤，十四號。

第一位選手已經開始，我袖口上彆著十四號的塑膠圓牌子，左腿搭右腿，不知說什麼好。旁邊有位選手穿了件大紅裙，湊耳過來說：“越配合，完得越早。”

我笑，覺得有理，混一混，等會兒就結束了。包裡裝著北大徐泓老師整理的陳虻生前講課的紀錄，正好翻翻看，有的話以前沒聽過，有的聽了沒聽進去，有些聽進去了沒聽明白，有一句我以前沒注意，這當口看見刺我一下：“你必須退讓的時候，就必須退讓。但在你必須選擇機會前進的時候，必須前進。這是一種火候的拿捏，需要對自己的終極目標非常清醒，非常冷靜，對支撐這種目標的理念非常清醒，非常冷靜。你非常清楚地知道你的靶子在哪兒，退到一環，甚至脫靶都沒有關係。環境需要你脫靶的時候，你可以脫靶，這就是運作的策略，但你不能失去自己的目標。那是墮落。”

“不要墮落。”他說。

我以為我失去了他，但是沒有。

叫到十四號時，我走上臺，扶了下話筒：“十年前在從拉薩飛回北京的飛機上，我的身邊坐了一個五十多歲的女人，她是三十年前去援藏的，這是她第一次因為治病要離開拉薩。下了飛機很大的雨，我把她送到了北京一個旅店裡。過了一個星期我去看她，她的病已經確診了，是胃癌晚期，她指了一下床頭的一個箱子，她說如果我回不去的話，你幫我儲存這個。這是她三十年當中走遍西藏各地，和各種人，官員、漢人、喇嘛、三陪女……交談的記錄。”

認識她，正是我十年前掙扎來不來中央臺做新聞的關口。認識她，影響我最後的決定。“她沒有任何職業身份，這些材料也無從發表，她只是說，一百年之後，如果有人看到的話，會知道今天的西藏發生了什麼。這個人姓熊，拉薩一中的女教師。”

在這種來不及思考的匆忙裡，才知道誰會浮現在自己心裡。

我說了郝勁松的故事，“他說人們在強大的力量面前總是選擇服從，但是今天如果我們放棄了一點五元的發票，明天我們就可能被迫放棄我們的土地權、財產權和生命的安全。權利如果不用來爭取的話，權利就只是一張紙。”他和我沒有什麼聯絡，但我們都嵌在這個世界當中。有一天他從山西老家寄給我一個紙箱子，剝開，是胖墩墩一大塑膠袋，裡頭還套了一個塑膠袋，紅繩子繫著口。解開把手插進去，暖暖熱的碎金子一樣的小米粒，熬粥時米香四溢，看電梯的大姐都來尋一碗喝。

人不可能孤立而成，人由無數他人的部分組成。

我說到了陳錫文對徵地問題的看法：“他說給農民的不是價格，只是補償，這個分配機制極不合理，原因不在於土地管理法，還根源於一九八二年憲法。”在那期節目播出後，我曾收到陳錫文的簡訊，他說：“我們做的事情，都是為了讓人們繼續對明天有信心。”

二〇〇三年的一場座談會上，我曾經問過一個人：“你說年輕記者要對人民有感情，我們自認有，但是常常遇到挫折。”他回答說，有一年去河北視察，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