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合法性與血酬的關係，可有這樣一個公式：

合法性=血酬＋治道（治理之道）

如果一個後代皇帝昏庸無道，那麼他留給更後代的政治遺產的合法性就更加微薄。如果這個後代皇帝勵精圖治，那麼他的政治遺產就在血酬之上更有自己奮鬥出來的治道分量。治道透過代代的積累可以逐漸提高王朝的合法性，並抵消掉血酬值的遞減。而由於血酬值每代遞減，越是後代的皇帝就越需要奮發圖強。可歷史偏不是這樣。這樣殫精竭慮為天下治的後代皇帝每個王朝只出那麼幾個，而創造出來的盛世每朝也就一個多點。其他的後代皇帝就在祖宗的血酬與盛世的蔭庇中過活，享受，糜爛。

如萬曆皇帝從勤勉治國到後來因張居正表裡不一而心灰意懶，是明朝的一個轉折。最後的崇禎帝即使再勵精圖治，也難挽將傾之社稷，因為這時的血酬已逼近零值，而治道的分量再難達到合法性的閥值了。

清朝時有一個康乾盛世，而後就每況愈下，直到同治中興。後者可說是個盛世，同治死得早，到光緒變法百日而敗，清朝的合法性也就接近那個歷史閥值了。

每到合法性逼近歷史閥值的時候，或坐等滅亡，或趕緊改革——以期加高王朝的堤壩來抵禦歷史動力所產生的洪水。但隨著血酬值歸零，再怎麼圖強、改革、變法，都是沒用的。因為這時候，王朝的根基不在了，反對者一樣可以圖強、改革、變法，憑什麼就是你呢。這就是為什麼一個王朝到了末期比較容易被推翻的原因了，這就是為什麼一個王朝早晚會覆滅的原因——成也血酬，敗也血酬。

歷史的總報應

二、史辨（5）

中國歷史，源遠流長。統計一下，多少人靠著講史、演史、寫史吃飯啊。但若拋開那些光彩照人的歷史任務，仔細探究中國歷史的底細眉目，就會發覺，他們所津津樂道的，卻都是中國歷史給予的報應。

自陳勝吳廣始，中國解決制度危機的方式就是暴力。農民起義是一場輪迴，新建立起來的王朝是一場輪迴。

在這樣的輪迴中，能產生的積累就是歷史、文學與倫理。在歷史中積累歷史，再自然不過了。從文學看，詩詞歌賦曲劇小說自不必多說，就是那些煌煌歷史著作也堪稱文學鉅製。而歷史與文學都是紙面的東東，只有倫理，不僅有來自歷史、史書的那份神聖，而且有文學作品的渲染，更具備了可說是血腥的實戰功能。

常說的一句話就是：做事，先做人。

——這個“做人”，就是做倫理。

中國的倫理可能來自於孔子及其開創的儒學吧。但還可以看出，法家的權術以及老莊的陰陽之法也在其中，還有很多厚黑學的技術與潛規則的知識。中國的倫理實在是一個大雜燴，當然也可以從中理出些頭緒來。

中國的倫理就是如何在父母、親人、家庭、朋友、工作單位、社會當中努力做一個“好人”。

——這個“好人”，就是“聖人”的現實肉身簡裝版。

與好人相對的，是壞人。好人與壞人，類似君子與小人的二元態勢。如何做一個好人，自然離不開中國倫理所竭力倡導的那些美德：忠誠、信義、孝悌、友愛、節儉……世世代代被歌功頌德的，大多是些好人。但這些好人在活著的時候，大多打不過壞人，也沒壞人活得舒服，為什麼呢？因為壞人更能適應中國的倫理生態。那中國的倫理生態到底怎樣呢？

小人有時也是君子，壞人也可以是好人。人性本來就很複雜。但這樣的複雜還是有則可循的。即使是小人、壞人，他們對待父母、親人、朋友還可能更孝、更愛、更忠義，而對待社會、天下或陌生人，則可以不孝、不愛、不忠義，而且會變得非常殘忍。也就是說，在中國倫理當中，忠誠、信義、孝悌、友愛、節儉，這些倫理價值都是有範圍、有限制的，都不是什麼普適的價值。而一個君子、好人，無非是把這些倫理價值的範圍擴大了一些，把限制放到更遠的地方去而已。大，不過到大海。全，不過在中國。

一個人治的社會，情大於法，法只在情不得解的情況下施行。不尊重規矩，但很尊重規矩的制定者，於是誰都想自己成為這個人。權力崇拜，在權力的角逐中運用忠誠、信義、孝悌、友愛、節儉等，使之看起來更像一門門的技術。

這就是中國的倫理生態。這個倫理生態是殘缺的，它拋棄了真，使得善獨自佔據了制高點。而“真”有兩個意思，一個是真實，一個是真理。就真實而言，中國人一直就處在自欺欺人當中。就真理來說，這是不少中國人始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