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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許繼慎一道在“大肅反”中遇害的有2500餘名將士。據《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記載：“從九月十三日到十一月中旬，先後以‘改組派’、‘第三黨’、‘AB團’等莫須有罪名而遭到逮捕的紅四軍中的高階幹部就有：第十一師師長周維炯，第十二師師長兼皖西軍分會主席許繼慎，第十二師政治委員龐永俊、副師長肖方、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第十師政治部主任關叔衣、參謀主任柯柏元，第二十八團團長潘皈佛、政治委員羅炳剛，第二十九團團長查子清、政治委員李奚石，第三十團團長高建鬥、政治委員封俊，第三十二團政治委員江子英，第三十三團團長黃剛、王長先，政治委員袁皋甫，第三十四團政治委員吳荊赤，第三十五團團長王明，第三十六團團長魏孟賢，第三十八團團長任難，以及十二個團的政治處主任，在白雀園遭殺害的軍事系統的高階幹部，還有軍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前任皖西軍分會主席和第十二師政治委員姜鏡堂，原紅一軍獨立旅旅長廖業祺等多人。”

許繼慎、周維炯、徐朋人、戴克敏、曹學楷、鄭行端……這是一串閃光的名字。這些人有的是紅軍和根據地的創造者，有的是威震一方的軍事將領，有的是著名的群眾領袖，有的是現任蘇區的高階領導人。他們都是經受過生死考驗的老布林什維克，深受戰士和群眾愛戴，國民黨懸賞數萬大洋要不了他們的腦袋，最後卻死在了自己人手裡。

儘管張國燾帳下虎將如林，但是他還是缺乏安全感。他深知“大肅反”惹得天怨人怒，擔心有刺客，怕人打黑槍，那些剽悍虎將的越軌行為時常令他膽戰心驚。他苦苦尋覓武林高手當警衛，最後找到了一位能夠打翻許世友的衛士。（略）

紅四方面軍颳起紅色旋風，黃安、商潢、蘇家埠、潢光四大戰役殲敵6萬餘人，輝煌的戰果令各戰略區刮目相看，“張、徐、陳”的名頭甚至響過了“朱、毛、周”。陶醉在勝利之中的張國燾狂妄地提出國民黨只剩下7師人，今後的主要作戰物件是帝國主義國家。正是由於他的錯誤指揮，紅軍在半年之內由大勝轉為大敗。

歷史總是充滿了矛盾和疑惑。現代人研究這段往事時，有著數不清的疑慮：為什麼在*歷史上會出現這麼慘烈的內部屠殺？這種喪失理性的屠殺為什麼不能得到有效的制止？為什麼紅軍在遭受空前嚴重的內耗後還能取得空前大捷？

這些現代人看起來無比迷惘的問題在當事者眼裡十分簡單：因為當時國民黨的嚴酷統治、國民黨軍隊的兇殘屠殺、地主階級鑽骨吸髓般的盤剝是工農群眾的最大危機，革命者被自己的敵人逼上了對抗到底這一條路；一旦面對國民黨軍隊的進攻，覺悟了的根據地軍民就會捨身忘死、前仆後繼地投入戰鬥，因為他們知道失去了蘇區，就會失去一切。根據地軍民是用自己的根本利益、覺悟、犧牲和創傷暫時抑制住了革命陣營內部的錯誤，去爭取對敵鬥爭的勝利。

虎踞中原（11）

1931年11月7日，紅四方面軍在黃安七里坪宣告成立。根據中央的決定，徐向前任總指揮，陳昌浩任政治委員，總部下轄紅四軍和紅二十五軍共4個師3萬餘人。此後，紅四方面軍開始用“張、徐、陳”簽發電報、佈告或命令。

紅四方面軍的成立，標誌著長江以北蘇維埃運動的崛起。1932年，紅四方面軍取得的戰果和威名甚至超過了中央紅軍，由於徐向前的天才指揮，張國燾的名聲一時間蓋過毛澤東。這隻要列舉一下兩軍的戰例就能說明問題：

1931年11月至12月，紅四方面軍發動黃安戰役，共殲敵15000餘人，俘敵師長趙冠英以下官兵近萬人，繳槍7000餘支、迫擊炮10餘門。

1932年1月中旬，紅四方面軍乘勝組織商（城）潢（川）戰役，用10個團的兵力，擊潰蔣介石嫡系部隊19個團，殲敵5000餘人，湯恩伯指揮的第二師遭到毀滅性打擊。戰後，湯恩伯被惱羞成怒的蔣介石撤職查辦。

1932年3月18日至5月8日，紅四方面軍大踏步地進擊皖西，發動蘇家埠戰役，共殲滅國民黨第七、十二、四十六、五十五、五十七師和警備一、二旅等30000餘人，其中俘虜皖西“剿共”總指揮厲式鼎以下官兵20000餘人，繳步槍12000餘支、機槍171挺、炮43門、電臺1部。

1932年6月中旬，紅四方面軍回師鄂豫邊，發起潢（川）光（山）戰役，僅用5天，就殲敵8個團，斃傷俘敵近萬人，繳槍7000餘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