燾也拿不定主意，便對毛澤東、周佛海說：“把大家的發言都記錄下來，有爭論的問題，等下次開會時馬林來了再作結論。”

建黨元老（8）

經過一次次的爭論，黨綱和決議的草稿紙上，畫滿了蜘蛛網般的修改記號，總算接近定稿了。

“活躍”與“爭論”是“一大“程序中的兩個顯著特色。無論是在起草時還是在討論中，無論是在會上還是在會下，人人都在爭論，差不多每個人都有不同意見。參加會議的代表都是風華正茂的青年才俊，誰都想堅持真理，誰都不願意在爭論中輕易讓步。幾十年後，毛澤東在延安與黨內幹部談起“一大”時曾經感慨地說：“當時*主義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辦，都不甚了了。所謂代表，哪有同志們現在這樣高明，懂得這樣，懂得那樣。什麼經濟、文化、黨務、整風等等，一樣也不曉得。當時我就是這樣，其他的人也差不多。”但是，這些涉世不深、所知不多的青年都有一顆救國拯民、改天換地的雄心壯志。正是由於擁有一腔赤誠的熱血和一個共同的目標，參加會議的代表們在討論中趨向一致。

在“一大”上，張國燾的活躍與毛澤東的沉靜形成鮮明對比。毛澤東除擔任記錄外，只作過一次發言，即24日的發言，介紹長沙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情況。毛澤東有著豐富的實踐經驗，但他不像張國燾、李漢俊、劉仁靜、李達等精通外文，飽讀*著作。在張國燾引經據典、進行理論爭辯的時候，他在聆聽、思索。毛澤東給與會者留下的印象是老成持重、沉默寡言。由於注意力過於集中，有的代表在窗前向他打招呼也不曾看到，以致被有些人譏笑成“書呆子”、“神經質”。

雖然毛澤東發言與交鋒不多，但張國燾對於他的智慧和辯才還是頗為忌憚：

毛澤東也脫不了湖南的土氣，是一位白面書生，穿著一件布長衫。他的常識相當豐富，但對於*主義的瞭解，並不比王盡美、鄧恩銘等高明多少。他大會前和大會中，都沒有提出過具體的主張；可是他健談好辯，在與人閒談的時候愛設計陷阱，如果對方不留神而墮入其中，發生了自我矛盾的窘迫，他便得意地笑起來。

沒有人否認張國燾的組織才能和煽動能力，但是他傑出才能背後的狹窄心理一直為一大代表所詬病。“陳公博”甚至認為，正是張國燾對李漢俊的無端猜忌，一度使大會瀕臨滅頂之災。（略）

張國燾是第一個會見列寧的中央委員。他頑固反對國共合作，在*“三大”上栽了大筋斗，只得到40張選票中可憐的6票，連個候補中委都沒當上，遭受政治上第一次滑鐵盧。

1922年秋，設在伊爾庫茨克的共產國際遠東局的通知，要求*派代表參加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代表大會。中央研究後認為，這是一次很重要的會議，須派一位重要領導人前往與會。考慮到中央領導機構剛建立不久，百端待舉，總書記分身無術，決定派張國燾擔任中國代表團團長，率團前往。陳獨秀給張國燾的任務是：通報中國共產黨組建情形，聽取共產國際的指示，研究蘇俄及其他國家的革命經驗。

伊爾庫茨克是西伯利亞的一個重要城市。張國燾一行於11月初到達後，住進遠東局一幢兩層樓的招待所裡。這幢招待所外表雖不起眼，但內部的裝置卻十分講究，房間中除床、桌、櫃、椅等外，還有壁爐可以在早晚生火取暖。此外還有特設的飯廳，午餐除黑麵包外有一湯一菜。

張國燾一行在伊爾庫茨克逗留了將近兩個月，還不見大會的召開。正當他納悶的時候，傳來令人振奮的訊息：“會議改在莫斯科召開，共產國際領導人將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

建黨元老（9）

1922年1月1日，中國代表團啟程，經過9天的旅行抵達莫斯科。車站內，滿是激昂的樂曲，飄揚的彩旗，熱忱的笑臉，熱情的致辭，歡迎場面異常隆重。

1月21日，期待以久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和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克里姆林宮隆重開幕。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薩發洛夫以及中國共產黨代表張國燾等16人被推舉為大會主席，列寧、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片山潛和斯大林5人為名譽主席。

張國燾在會上就中國形勢問題作了主要發言，介紹中國無產階級的情況、土地關係和農民狀況以及中國革命運動的發展前景。他說：“我們對這個會議，寄寓很大的希望。自此以後，我們勞動階級必然會團結一致；我們各民族間必然會聯絡一氣；我們革資本家的命必然會一舉成功。”①

對於張國燾來說，這次會議最大的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