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湖的不痛不癢處。

專業媒體關心愛達集團與TI接下來的合作專案，財經及公眾媒體則關心陳信生轉任愛達集團的薪酬，李遠湖則擔心那個少年起了性子將錦湖總部遷到北京去。

國人不習慣談論政治，關注的焦點自然就落在賺錢上面，似乎還找不到一個民族更將賺錢當成事業的。

九十年代，職業經理人的概念在國內還剛剛興起沒有多久，世界五百強的企業在國內的經理人，無疑是這個新興階層的王者。

根據公開的資料，陳信生在TI任職中國區總裁五年任期內的總薪酬約四千萬，平均每年薪酬高達八百萬之巨。雖然沒有公開的資料，但是媒體都堅信，陳信生提前結束在TI的任期轉嫁愛達，每年所能獲得的薪酬勢必不會低於八百萬。

九十年初期，浙江一家民營企業以五十萬年薪聘請一名銷售總監，媒體哄炒，這名經理人被喻為打工皇帝而風靡大江南北。雖然之後百萬高薪屢見不鮮，但是千萬巨薪無疑還是國內首次，所引起的鬨動自然是不容置疑的。

那個年代，國內新聞媒體對機關企事業單位的報道都比較謹慎，受到限制很大，但對外資與民營企業的報道就比較隨便，好不容易抓到一個新聞熱點，就跟吃了興奮劑似的。

當時國內分配製度的主流思想還是按勞分配，九七年的一千萬差不多是兩千人平均工資的總和，難道一個人所發揮的作用真的能抵得上兩千人？許多人心裡難免有這樣的疑問。

媒體除了連篇累牘的報道，還就此展開大辯論。

從按勞取酬制度地合理性到重視人才、尊重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