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義，實際上和政治牢牢結合在了一起，或者說送禮本身已成了政治。

在官場裡，禮品有時還被用來定人品。

潘祖蔭是清咸豐時期的進士，在他任軍機大臣的一個節假日裡，諸多官僚到他家裡玩麻將，邊玩邊扯白話。扯到了某地方的提督，潘祖蔭對這人滿口稱讚，說此人忠肝義膽，德才兼備。

同僚李文田聽了有些好奇，就問潘祖蔭：“此人有什麼功績?”潘祖蔭說：“不太清楚。”李文田又問：“此人的長相如何?”潘祖蔭又說：“沒有見過。”

這就奇怪了，不知其功？不曾見面？卻說這人德才兼備？潘祖蔭為何會讚美此提督呢?

潘祖蔭自己說出了原因：“此人送我的鼻菸很好，我就知道此人不錯。”

僅憑一個鼻菸，潘祖蔭就對沒有見過面的地方提督作了這麼高的評價？由此可見，鼻菸這個禮品在官場上起到了重要作用，絕對是禮品定人品！

官場上化身為政治的送禮，還有更深一層的含義。下級向上級送禮，上級還有上級，這樣禮物就一層一層地向上傳遞，最終在整個官場內部形成了按權力大小享有禮物、禮銀的分配格局。就整個官場來說，這是一個按權力大小分享福利的格局，是對一部分非正當社會財富按照權力大小進行的再分配。

正因為這樣，具有如此重要政治意義的送禮自然被官場上的眾官員當做歷史常態而奉行了下來，兩千年的官場便有了兩千年的送禮史。

在中國古代官場，送禮是常態。如果你不送禮，不僅為上司所不容，而且為送禮的同事所不容。你送，我送，大家送，在官場誰不送誰吃虧。別人送禮你不送禮，你就會被官場視為另類。

一句官場流行語講得好：“別人送多少說不清楚，但誰沒送禮，當官的心裡最清楚。”其實，並非每個送禮人都是想著被提拔，有的人送禮不過是為了保住現有的位置，或怕領導給小鞋穿，這不僅是前途問題，而且是自我保護的需要。

但，送禮可不是個簡單的活兒。

首先，送禮必須要送到別人心坎上，一定要投其所好，把送禮變成一種感情投資。要做到這點，就必須對對方的興趣愛好有充分的瞭解；其次，送的時機不好，受禮者不願接受，反而會弄巧成拙；最後，所送禮品的稀罕性，最好要彰顯出自己的良苦用心。禮品的價值不在價格而在於用心，不求最貴，但求最合適。

據梅堯臣《碧雲騢》一書記載，宋時，被封為潞國公的文彥博，當初官拜宰相，靠的就是送禮的巧妙。

當時張貴妃的父親張堯封曾是文彥博的門客。貴妃幼年，其父曾讓她認文彥博為伯父。文彥博擔任成都地方行政長官時，時近上元(正月十五元宵節)，便趕織“異錦”(圖案新奇的蜀錦)獻上。

到了上元節，張貴妃穿著文彥博獻的異錦做的衣服去見宋仁宗，仁宗驚問：“何處有此錦?”貴妃說：“妾讓成都文彥博織了送來。妾父與文彥博是舊友。然而妾怎能支使文彥博呢?是文彥博特意獻給陛下的。”宋仁宗很高興，從此留意文彥博。文彥博從成都回京，被提拔為副宰相，後又升為宰相。

文彥博巧送禮的事例並不止一個，他獻給張貴妃一副鞦韆作為寒食節的禮品，也有深意。張曉紅《鞦韆與寒食、清明》一文雲：“鞦韆又與悲傷、惜春、嘆老等情感不可分割。”寒食，清明前一天(一說清明前兩天)，文彥博選擇此時獻鞦韆，意在勾起張貴妃思念先父之情，並進而勾起其對自己的感念之情。

一段蜀錦，一副鞦韆，競能打動張貴妃和宋仁宗？送禮送到這個份上，真可說令人歎為觀止了！

關於古代官場諸多“禮尚往來”的學問，現任普安市副市長的陳大龍早已熟讀古書瞭然於心，但是這位新上任的紀委高書記在這方面的造詣到底多深，那就不得而知了。

當高書記拎著禮物坐在某省長辦公室，某省長的表情是複雜的。

剛才聽完高書記簡單講完了麻煩事的經過後，某省長腦子裡首先想起“陳大龍”這個名字好生熟悉？腦袋裡稍一轉動立馬想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