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來，孫部長的侄兒這次到普安市來投資還另有文章，永遠在省城的孫董事長怎麼會突然心血來潮想要搶佔湖大廣場旁邊那塊地呢？

答案是，此人是江浩洋親自邀請過來的。

當時江浩洋看餘丹丹不順眼，聽說餘丹丹對那塊地感興趣後，立即想到了打擊餘丹丹的辦法，那就是聯絡了孫部長的侄兒過來親眼看過了那塊地。

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

江浩洋這種人原本就是十足的小人，小肚雞腸，有仇必報，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小人實施報復手段的時候手段不一定光彩，目的卻很明確。

說白了，無非是圖一個自己心裡痛快，讓對方心裡添堵。

這種損人不利已的事情，江浩洋不知道幹了多少回，可他卻一直都是樂此不疲，那心思好像不把餘丹丹趕出普安市建築市場就不甘心似的。

孫董事長是生意人，“無利不起早”一向是商人本性，也是市場規律使然，既然有錢賺，自然要來。

從古至今，國內商圈中從來都是政商才有機會獲得追求商業利益最大化的機會。

從大秦帝國的史上最紅定商人呂不韋到晚清的紅定商人胡雪巖，再到現代的李嘉誠，他們在蓬勃商業事務的同時，無不在國家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發揮重要影響。

“政府”和“生意”本該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偏偏有些時候，政府部門個別領導會像商人一樣幹出“無利不起早”的事來。

2007年8月，揚州自來水公司股權轉讓專案招標，中法水務以8．95億元投標得中，報價為資產價值的5倍左右。同年9月，威立雅水務以21．8億元奪得天津市北水業49％股權轉讓專案，超出淨資產額3倍。

調查顯示，威立雅自1997年進天津獲得第一個專案起的10多年時間，天津居民生活用水的價格先後上調了8次，由每噸0．68元提高到3．40元，上漲了好幾倍。（5月14日《中國青年報》）

面對政府公共事業招標賣出超高價格，地方啊政府的興奮是可以想象的。

但有學者指出，外資如此溢價收購意味著將來要成倍地賺回去，負擔最終都會轉嫁到百姓身上，天津市消費者的命運就是明證。

政府由賣地賺錢到賣公用事業賺錢，這是擺在公眾和社會面前的一個問題，與之相伴的是，政府的臉上寫滿了“利益”的字眼，儼然成了“無利不起早”的商人。

如果說，商人追逐利益是一種理性行為的話，那麼，對政府來說，能到處伸出“逐利之手”嗎？

我們知道，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和納稅人的關係，就是對公共產品——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的生產和消費關係。其中政府是賣方，納稅人是買方，這就是著名的林達爾稅收價格學說。

它旨在表明，作為整體的納稅人按照自己的喜好，透過向政府付費，即納稅的方式，訂購公共產品，政府根據合同的要求，保質保量保時地完成公共產品的供給。而由賣地賺錢到賣公用事業賺錢，則明顯違背了這一要求，相反，讓公眾看到了政府的逐利性。這是我們不能正視的。

必須明確，公共服務不管由誰來提供，不管用什麼樣的體制和方式來提供，最後負責的還是政府。

政府的臉面上不能寫滿“利益”字眼，更不能和商人一樣“無利不起早”。這是常識，也是公眾對政府的最起碼要求。

理想是豐滿的，現實卻是骨感的。

當官場中充斥著江浩洋和孫部長侄兒之流，利用特殊政治背景拿下工程賺取不菲利益的時候，其實政府招投標工作中必須遵循的公平公正規則早已被打破，這種現象導致的結果有可能就是一個個豆腐渣工程名正言順誕生。

孫部長的侄兒搞地產業這些年，對於開發地產地理位置的選擇有一套自己的經驗。他瞧著那塊地旁邊的湖大廣場專案這麼大的工程，心裡就已經對這塊地的價值做出了判斷，當即做出了計劃在這塊地上投資一個高檔會所的決定。

孫部長的侄兒當時只是貪圖地皮價格便宜，位置又是極好的，所以透過叔叔的協助，以最快的速度先把這塊地給佔了，他卻沒想到自己無意中其實已經成了江浩洋對付餘丹丹的一顆棋子。

這世道，很多事情原本是防不勝防。

並不是躲在某個角落不招惹任何是非，是非就不會找上你，只要你有一定的利用價值，就一定會有所謂的朋友想起你的用處來。

花花世界，生活在同一片藍天白雲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