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並不高於各邦的憲法。《邦聯條例》不高於各邦憲法，依據《邦聯條例》建立的邦聯議會也就無法高於各邦議會。顯然，要使新的議會成為最高立法機構，就必須有一個新的、高於各邦憲法的條例。這個條例既然是比各邦憲法還要“高”的，那它就不能再是什麼“條例”，而只能是“憲法”──《美利堅合眾國憲法》。

實際上，只要是“建立全國最高政府”，無論是建立最高立法機構，還是建立最高行政機構和最高司法機構，都需要一部憲法，一部能夠代表人民授權的最高法。我們知道，獲得最高權力有各種辦法，比如宮廷政變和武裝鬥爭。前者可謂巧取，後者可謂豪奪。不過費城會議的代表們好像都沒有這個意思。他們要解決的問題也不是奪權，而是授權。即便要奪權，也只是奪各邦之權授之於全國最高政府。這就不能靠戰爭或政變，只能靠立法，儘管後來有人（比如史學家約翰·伯吉斯和布魯斯·阿克曼）諷刺說，費城會議代表們的行動如果出於朱利葉斯或拿破崙之手，他們一定會宣佈政變；而所謂“制憲”云云，則不過是不允許我們將其看作一場反革命武裝政變而已（請參看盧周來《關於美國憲法的神話與真相》）。但不管怎麼說，要用新的全國政府取代舊的邦聯議會，就非重新立法不可。

因此，當本次會議邁出了“應該建立全國最高政府”這一步後，它就不能不再邁出第二步，──把自己從修訂條例的會議變成制憲會議。

問題是，它有權這樣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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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摸石頭過河（1）

費城會議是否有權撇開《邦聯條例》另立憲法的問題，其實在會議一開始（5月30日）就有人提出過了。前面我們已經講到，南卡羅來納的科茲沃斯·平克尼將軍就提出了這個問題。另外，馬薩諸塞的艾爾布里奇·格里先生也有同樣的疑惑。

不過，這個問題在5月30日那天並沒有引起反響，一直要到九天以後才有人舊話重提，而且爭論激烈。這是很奇怪的。因為在我們中國人看來，名不正則言不順。費城會議連自己的任務和許可權是修約（修訂《邦聯條例》）還是制憲（制定《聯邦憲法》）都搞不清楚，怎麼還能把會開起來？

這裡面又有好幾個原因。

首先，對於會議的性質和職責雖然有人存疑，但有一點是大家都不懷疑的，那就是邦聯的現狀不佳，邦聯的前途堪憂，目前這種近似於無政府的狀態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這就要開會，也要對《邦聯條例》甚至對“邦聯體制”動手術。對此，代表們均無異議。只不過大家還不清楚，這個手術到底會動多大，這次會議也到底會走多遠。這一點，不要說代表們不清楚，就連會議的發起人和方案的始作俑者，比如麥迪遜、倫道夫，也不十分清楚。麥迪遜在5月31日的會議上說，他來開會之前，曾經有一個強烈的願望，主張一一列舉新政府的各項必要權力和這些權力的具體定義，卻也懷疑這種做法是否切實可行。現在他的願望依然存在，懷疑則有增無減。他的觀點最終會走向哪裡，他自己也說不清。但有一點卻可以肯定，那就是：只要能夠為整個社會構建一個新的政府框架，也只要這個政府是能夠為人民提供安全、自由和幸福的，那麼，對於任何具有奠基性意義的意見，他都不會退縮。

這大約也是大多數代表的立場了。因此，他們心照不宣地決定暫時“不爭論”，即不爭論會議的性質和職責，先把會開起來，走一步看一步，摸石頭過河。如果最後只不過是修約，最好；如果硬要制憲，再說。反正制憲也好修約也好，都得先開會。如果一開始就要“正名”，那就什麼事情也做不成了。

現在想來，美國人民真的要慶幸他們的建國領袖都是些務實的人，不是書呆子。因為這些人不但沒有堅持“必也正名乎”，而且採取了一系列務實的做法。比方說，為了提高效率，先討論大家感興趣或者有可能取得共識的問題。討論夠了，就表決。成熟一個表決一個。如果不能取得共識，就先擱置起來，以後再說；而一旦取得共識，則表決存檔，並作為下次討論的先決前提。也就是說，摸到了石頭，就跨過去；碰到了暗礁，就繞著走。先易後難，先求同後存異，一步步朝著預定的目標前進。

這樣做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首先，它避免了因為分歧太大而分崩離析，或因問題太難而無法進行。比如會議是否有權另起爐灶，是一個難題，大家就不發言，先掛起來；建立全國最高政府，大家都有共識，就進行表決，先定下來。這樣，隨著會議的進行，總歸會不斷有決議產生。這些決議慢慢積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