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料，土匪頭目為報復，向我軍豫皖蘇四分割槽秘密誣告說：新蔡縣有個大惡霸地主任芝銘，集槍數十支，佔據新蔡縣城為非作歹。新任首長不明真相，派一位張指導員率領一個分隊奔赴新蔡，於1947年12月12日午後去抓我父親。父親問明來人是解放軍，讓族人去找區長。區長不在，父親便命令城防隊交出槍支、馬匹，束手就擒。張指導員見我父親年高，准許他坐手推車，其餘被抓的在場十餘人，則被綁縛而行。行幾十里路後，中途住下。第二天路上，同被抓來的任馨寰、祖效唐找機會向張指導員講了我父親的經歷，之後，一行人被鬆了綁。我父親被抓後，我的繼母朱氏嬸派人找到縣長王達夫報告情況。王達夫趕緊發去專函，證明任芝銘是一向支援共產黨的愛國*人士。第四天，解放軍一位處長找我父親，說明這是一場誤會，鄭重表示道歉，並要退還槍支馬匹。父親說，在蔣管區里人人自危，買幾支槍可以自衛。現在解放了，不需要了，槍就捐給解放軍好了。一行人旋即被釋放回縣。

那之後，當地殘存的國民黨剿共武裝四出活動，頻頻殺人。因安全沒有保障，父親暫離新蔡，去到信陽，在第5綏靖區司令張軫那裡暫住。1948年2月，他從信陽飛往重慶，到我大姐任馥坤家中暫住。

在重慶，他賦閒也不忘國憂。在他的學生、河南省參議會議長劉積學1948年底發出促蔣下臺的亥世（12月31日）電之前，他曾幾次寫信給劉積學，懇切講明人民解放軍必勝的前景，勸他當機立斷。張軫在1949年5月率部起義之前，1948年秋即將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時，往重慶寫信告訴我父親。父親回信說：“大廈將傾，一木難支。明智些，就該不幹。不能與共產黨為敵到底。”他除自己勸說張軫外，還囑劉積學加以勸說。那時，大家都相信共產黨最主張*。父親覺得，他為之奮鬥一生的*共和理想，就要實現了。

1949年4月，局勢比較安定後，父親由重慶返回新蔡，5月底去開封。那時，我二姐任銳已經病逝，但是周總理、朱老總他們認為我父親年事已高，暫不告訴他為好。作為家人，我們也不想很快告訴他。可是，他一到開封，就從報上看到了女兒病逝的訊息，非常震驚，難過無比。6月初，他趕到北平。

“這樣搞不中，餓死人太多了！”（1）

自從父親送我到延安後，我跟他已經十一年沒有相見。分手前，我還是個饞吃炒麵的小女孩，父親為了讓我做好吃苦的準備，特意不給我買炒麵吃。那情那景，如在目前。十一年後的今天，在我二姐去世後的悲痛日子裡，在解放了的故都，父親終於跟我們——我三姐任載坤和她的丈夫馮友蘭、我和我的丈夫王一達，還有我和三姐的孩子們——兩家三代人團聚。他還見到了剛失去母親的外孫女孫維世。想來，其悲其喜，交集心頭，八十老父一定感慨萬端。

那時，我和一達住在什剎海邊我三姐家的一套院子裡。我們把父親也接在這裡，一起住。那是白米斜街3號，以前清朝張之洞的房子，我三姐他們早些年買下來了。住在那兒時，朱老總曾派車去那兒接我父親到中南海做客，晚上又給送回來。我想起在延安時，一次朱老總在魯藝做完報告，讓人把我叫到喬兒溝教堂的一間屋裡，問我：“你是任銳的妹妹？”然後就跟我談話，聊我二姐和二姐夫孫炳文。我記得他說起我父親：“任老很好呀，我早就知道，他做了很多好事、善事，很有威望，可惜我沒會見過。”那濃重的四川口音，“會見”說“回減”，我至今清晰記得。朱老總特隨和，有次在楊家嶺大禮堂看完我們演出，他到後臺來看望演員，抱起我的兒子延風逗了半天。

父親那次來北京，也在清華大學我三姐家住過。周恩來同志曾到那裡去看望他，尊稱他“伯父”。周恩來和朱德尊重我父親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倆跟我二姐夫孫炳文，是生死之交。

父親這個人，一生不攀上，人家當官的不跟他打招呼，他絕對不主動去打招呼。從教授私塾到辦學校，他在二十歲到八十歲的一個甲子裡，基本上一直從事教育。做新蔡縣今是學校董事長時，曾兼任校長，還兼新蔡縣四育中學副董事長。他一直堅持教授國文課，直到七十九歲。現在，他女婿的摯友都成了開國元勳、中央領導，卻對他這一介書生，親如家人，這使他深受感動。周恩來同志還指示河南省儘快安排我父親的工作和生活。父親9月帶我和三姐回新蔡後，赴河南省會開封，以八十歲的高齡，精神矍鑠地走上了新的工作崗位。

父親的一生，總結起來是，反清、反袁、反軍閥、反蔣、抗日，他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