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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看不出母親已九十高齡。越聽母親講過去的事情，就越覺得母親心寬、平靜、大氣。五年間，沒有聽她講過誰的不好。雖然她敘述的事情中，有誰的行為不好，但母親無心置評。她的記憶是選擇性的，只記住人家給過她的友愛、信任、關心和幫助。所以，她的生活中，沒有怨氣，沒有怒氣，更沒有仇恨。她有一種讓人能細細體會的愛。在母親眼裡，伙伕、同事、保姆、老友、馬伕、領導，沒有區別，一樣是朋友，她一樣地記憶和懷念。她對以前帶過我弟弟的保加利亞保姆，和跟她相處了二十年的保姆黃瑞萱阿姨，有一種超越的情感，那是人性的愛。

我執筆中，母親跟我說得最多的、也是反覆強調的一句話，就是：“咱們要實事求是。”我想，她之所以覺得延安的搶救運動如同胡鬧，之所以對整人十年的“*”嗤之以鼻，之所以能以平常心看待革命——因此能保持著常識，就是因為她願意實事求是。唯有實事求是，才能使人不泯滅人性，才能使人有人性之愛。

二

在幫母親整理外祖父和姨母們的歷史時，我第一次對民國的社會生活產生深刻感覺。強梁遍地，人命如蟻，兵匪如虎，百姓困苦。政見不同、利益撕扯使社會深刻分裂，中原小縣也你死我活。在民國那種因爭強屠戮而導致無情仇殺的社會，在那個因黨派勢不兩立而造成痛苦分裂的社會，在那個善惡標準徹底對立的社會，在那個仇恨深深地植根於幾乎每一個人的社會，沒有和解可言，沒有能被使用的社會和解手段，只能把希望寄託在一個*的許諾上，寄託在一方戰勝一方，一方消滅一方。否則，戰亂不止，百姓流離。

後記（2）

在那樣的一個時代裡，我的二姨任銳和二姨夫孫炳文、大姨夫黃志烜、三姨夫馮友蘭，分別走上了革命、實業、文化之路。然而，道雖不同，終相與謀。因為，國家能富強*、獨立自主，百姓能享受平等、不受欺凌，這些一樣的追求，使知識分子殊途同歸。

身為前清舉人的外祖父任芝銘，為了*共和理想，反清反袁反軍閥反蔣抗日，把最後的希望寄託於中國共產黨，並盡己所能，幫助*。他與當時絕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覺得在1949年找到了實現社會公正的終極手段。不料，九十歲時，卻知家鄉餓殍遍地，卻見人人噤若寒蟬。他老淚漣漣。

武裝奪取政權，從來都有可歌可泣的故事，兩千年前就有對高祖斬白蛇的歌頌、對雲臺二十八宿的敬仰了。可是歷史不能停留在古代。奪權之後，還政於民，才會成為有別於古代的故事。只可惜，沒能走出從前。從掌權開始到“*”結束，培養仇恨和分裂幾十年，還依靠培養出的些許造反派，禍國十年。

在幫助母親查對年代背景、翻閱前人手書、究竟一些家人史實時，我慢慢意識到：這些書信裡，這些記憶中，有往日生活的記載，有歷史風雲的變遷。歷史中的人物，時間略長一些，難免臉譜化，或被亂塗沫。在聽母親回憶人生、執筆母親這書的過程中，我體會了真實與傳說的距離。當回憶使真實越來越遠離傳說時，我們離歷史就越來越近了。

早期革命先輩，很多是讀書人背叛自己的社會階層，走上知識分子之路——改造社會的道路。那是因為他們產生了社會良心，覺得自己有責任去消滅社會不公，而不是來維護階層利益。現在的讀書人，能同日而語嗎？其實，現在不是革命時代了，不需要誰背叛所依附的利益集團、所從屬的社會階層，不需要誰以背叛的方式、選擇敵對的立場、用革命的手段去改造社會。可是卻需要擺脫利益羈絆，站在矛盾的或對立的利益方之上，站在已形成了利益階層的社會之上，站在統治集團和被統治者之上，放下分別心，為社會的公正而思想。而今讀書人漫山遍野，誰能？能，就真是知識分子。不能，就總是讀書人。真正的知識分子，一定天然地具有不帶偏見的批評政府的自由傾向。這種傾向的產生便是緣於社會良心。而社會良心，產生於對利益的超脫和漠視、對公正的崇拜和信仰，還有人性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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