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0年在延安看的《棒打薄情郎》，津津樂道地向在座的幾位著名錶演藝術家，稱讚了一番我們那時候的表演。一達回來跟我說起這事，我很驚訝：這麼多年了，總理還記得？

延安買來戲箱後，在演出傳統戲的同時，我們也開始演出戲裝的新編歷史劇了。那時，我參加演出過兩出。一是《梁紅玉》，用的是國統區刊物上發表的歐陽予倩的劇本。我主演梁紅玉，陶德康扮演韓世昌，張東川扮演金兀朮。二是《吳三桂》。這是由延安的戲劇工作者創作的第一部京劇新編歷史劇，王一達和石暢編排。我扮演陳圓圓，王一達和石暢分別扮演吳三桂和多爾袞。如果說我們演的傳統戲基本上是模仿前人的表演，那麼，演新編歷史劇，就是創作自己的角色了。在這一點上，和演現代戲一樣。不同的是，穿傳統戲裝表演古代人物，形式與內容之間沒有不協調的問題。儘管我對角色的創造說不上成功，但當時還算是得心應手的。

可能跟毛主席最愛看古裝戲有關吧——其實，那時候大家都最愛看古裝戲，自買回“戲箱”後，差不多四年時間，延安只演出古裝戲，而沒演過現代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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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到魯藝平劇團，毛主席請我們聽京劇唱片

我沒想到，因為我課餘演了些京劇，在魯藝平劇團成立後，竟真的幹上了京劇專業。

1940年4月，魯藝成立了以專業研究、演出京劇為宗旨的平劇團，全稱魯藝平劇團。這是延安第二個京劇專業組織。它比舊劇研究班提高了一步。團員最初二十餘人，演員不足，演出時還需要團外的業餘愛好者參加。後來，人數逐漸增多，達到四十餘人，藝術力量也有所加強，中小型劇目可以自行演出了。但演出大型劇目，仍需外援。由於團裡部分同志對京劇瞭解不多，需要學習，還新招收了十來個學員，因此，除研究和演出外，魯藝平劇團還有很重要的教學任務。

那年，戲劇系結業分配工作時，組織上決定讓我去新成立的魯藝平劇團工作。這在我思想上引起了很大的波動，因為我沒有這種思想準備。我愛好京劇，也演出過一些京劇，受到觀眾歡迎，得到領導鼓勵。但我不心甘情願以演京劇為專業，因為那時候覺得，我參加革命，怎麼能搞比較老的藝術種類呢。京劇是封建社會的產物，話劇才是新事物，再說我學的也是話劇呀。但組織上找我談話，說搞京劇也是革命工作，黨員要服從黨的分配。我就服從了黨的分配，也想通了，幹啥不是幹革命呀。況且，周恩來同志信中對我演出的鼓勵，領導對我的重視，還有觀眾對我的肯定，那時候，確實是激勵我的動力。從此，我結束了話劇專業的學習，開始了京劇專業的工作。

魯藝成立平劇團後，在延安專業搞京劇的成員就有幾十個人了。我在團裡當演員，在黨內任支部委員。這段時間，除了還參加演出前面說的幾個保留劇目外，我又主演了幾個戲：講何玉鳳為父報仇、得配姻緣的《十三妹》，講蘇三被解到太原、王金龍三堂會審的《玉堂春》，講趙豔容金殿裝瘋、絕胡亥納妃之意的《宇宙鋒》。我還跟別人聯合主演了幾齣：講甘露寺弄假成真、劉備娶孫尚香的《龍鳳呈祥》，講鐵鏡公主盜取令箭、楊延輝思親探母的《四郎探母》，講王桂英以親子抵罪、放走沉香的《寶蓮燈》，講正德皇帝戲耍店女鳳姐、封她為嬉耍宮妃的《梅龍鎮》，講楊三春陷害李奇、李桂枝為父雪冤的《奇雙會》。這些戲，都是邊學邊演的。隨著藝術實踐的不斷增加，我覺得自己的表演水平也逐漸有所提高。

我們在延安演的《玉堂春》，不是以前的老版本，不是以“說戲”的方式教習的，而是王一達、石暢他們在舊戲的基礎上去粗取精，重新編排的。故事、人物都沒變，但精緻了許多。王一達吸收話劇導演手法，導演了這出戏。延安的京劇導演制就是始於這出《玉堂春》。京劇導演制的結果是，劇中人物不能由著演員自我表現、隨便加詞兒。這其實就是導演制的目的。幾年後，毛主席從重慶回來，延安平劇院的人問他在重慶看戲了嗎？他說蔣介石請他看了厲家班演的《十三妹》。又問，演技比我們的好吧？毛說，演技比你們的好，但演出風格沒你們的高。他指的就是舊劇演員的舞臺風格。

毛主席愛看古裝戲，每有演出，他總來看。有時，在演出之後，他會見全體演職員，並同大家一起吃夜餐。一次在楊家嶺一個很小的禮堂，我們演出傳統本子的《游龍戲鳳》（《梅龍鎮》）和《託兆碰碑》。《託兆碰碑》是講楊繼業被困兩狼山、碰死在李陵碑的故事，裡面有鬼戲。開演前劇團負責人羅合如說這戲有鬼的角色，毛主席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