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要掉下去了，我只好站住，舉起雙拳擺出一副反擊的樣子。從他撲來的氣勢，從他憤怒的表情看，他一定要打我的，但他衝到我的跟前之後卻用雙手抓住了我的兩隻手腕，停頓了一下，劇烈地搖晃著我的兩隻胳臂說：

小高呀，我把你當成親兄弟，我以為你是個好人，沒想到你竟這麼壞！

他沒有打我，沒有推我，他根本就不是能打人的人，沒有險惡之心的人，他只是使勁兒搖動我的雙手，用語言發洩他的憤怒：

啊呀，你太壞了，小高啊，你太可惡了……

我說，老牛，那東西能吃嗎？

他嚴厲地大聲說，怎麼不能吃，那東西怎麼就不能吃！

我說，不能吃，那東西就是不能吃！

那一陣，我的心翻騰得很厲害，我想說那東西很髒，不能吃，只有豬狗才吃那樣的東西，你是人，你不能吃它。但我又清楚，說這樣的話如同罵他是豬狗，這會傷害他的心的。可我又想不出更恰當的語言來說服他不要生氣，也想不出什麼理由為自己的行為辯解。於是我就只是反覆地說那東西不能吃。

他說，能吃！

我說，不能吃，就是不能吃！

我們爭執了幾句，我突然心裡一陣悲哀：一個文質彬彬的上了年紀令人尊敬的老工程師，竟然吃起別人的嘔吐物和排洩物，人怎麼能這樣作踐自己呀。同時，我也感到委屈：我是為了維護他的尊嚴，可他竟然認為我是個壞人，奪去了他的口中食……我的眼睛裡湧出淚水來了，我哽咽的嗓門說，老牛呀，咱們不要吵了。你是大學生，是知識分子，你懂，你心裡非常清楚，那東西能吃不能吃……

聽我這麼說，他怔住了，慢慢鬆開了雙手，但他又猛地把我抱在懷裡，哇哇地哭起來：小高呀，小高呀，我的小高呀，哇哇哇……

他的眼睛裡滾滾而下的淚水流到我的臉上。我不由自主地也哇哇大哭起來：老牛，老牛，你不要哭……啊啊啊……

我當時勸他不要哭，但我卻抱緊了他哭個不止。結果是我們兩人站在房頂上，互相摟抱得緊緊的大哭了一場。

這件事情過去近四十年了，再差四五個月就整整四十年了，可是現在說起來卻是歷歷在目，就像昨天發生的事情一樣。老牛那聲悽慘的喊叫依然在我的耳畔迴響，我永遠也忘不了。可是，這件事深深地在我的心裡藏著，我對誰也沒講過；就是那天傍晚木工組的那五個人從新添墩回來，我也沒對他們說。當時我想不通，老牛說我可惡，是壞人，難道我真是壞人嗎？現在時間過去了已近四十年，我也還是沒想通，沒搞明白，那件事我做錯了嗎？張記者，你現在說一下，那件事我做錯了還是做對了？

高吉義先生講述完了他親身經歷過的故事，把他白髮蒼蒼的臉對著我問。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他，因為從他的故事裡我也得不出結論：這件事他做得正確與否。恰好這時候有個老太太來買殺滅紅蜘蛛的藥水，他從一個深褐色的瓶子裡倒出兩毫升藥液在一個洗淨並用棉花擦乾的小瓶裡遞給老太太。老太太問價格，他說一元。老太太說八毛錢行嗎？他說行。老太太給他八毛錢後拿著藥水走了。

在他講述夾邊溝故事的時候，幾次有人來買花葯，跟他講價錢：五毛錢行嗎？四毛錢賣嗎？他都說行，不討價還價。

老太太走後，他又問我：張記者，你跟我說說，那件事我做錯了還是做對了。

我還是無法解答。我反問，那個老牛還在世嗎？

他回答沒有了，在明水農場就作古了。

出了那件事之後，你們的友誼結束了嗎？

沒有。我們的關係更緊密更親近了。作為木匠，我不是個合格的木匠，在當時來說，但是我是夾邊溝農場木工組的元老，人熟，所以我總是能搞到點吃的：給蔬菜隊修農具，我從菜地裡拔些胡蘿蔔來，吃時分給他一些。到磨坊幹活我就偷些面來打糊糊，也分給他一點。我在夾邊溝有一件特殊的工作：夾邊溝農場近兩千右派吃飯，有兩個大灶，基建隊一個大灶，農業隊一個大灶。灶房蒸饃饃的籠屜總壞，——裡邊的木頭條折了或者蹺了——總是叫我去修理。每次去修屜，我都要從屜上刮下一大捧饃渣子回來，或者正大光明地拿幾塊發糕，炊事員們都睜一眼閉一眼不管我。不管是刮下來的饃渣渣還是偷回來的發糕，我都要給牛天德分一點。

可是到了夏收季節，他被調到農業隊去了。再說，夏收之後，我們的口糧減少到了二十四斤，糧食空前緊張，我也很難搞到吃的東西了。搞到了也不給他送去了，因為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