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學，他們開始談論這個“理”字，粗略說，就是自然與人性裡的“理由”，或“自然的法則”，或“萬物的內在精神”。宋儒困於中國人對抽象的形而上學無能力或無愛好，他們在把“理”當做“自然律”的研究上，所入不深。但是他們卻完全相信在萬物的外形後面，有一種無處無之的力量，或是精神，或是“理”；自然本身，是精神，是活潑潑的，而畫家應當在畫裡把握萬物此種無以名之的內在精神。所以畫家在畫秋天的樹林時，不應當以描繪樹葉豐富的顏色為目的，而是要捕捉那不可見的“秋意”或“秋思”，換句話說，要使人覺得要披上一件夾大衣出去吸那乾爽清涼的空氣，似乎在大自然季節的蛻變中，看得出漸漸陰盛陽衰了。蘇東坡在教兒子作詩時，要他把花的個別性表現出來，使人對一行寫牡丹的詩，不致誤認是寫紫丁香或梅花。牡丹的特質是豐盈華麗，梅花則秀逸脫俗。那種特質的把握，則有賴於畫家的眼睛與詩人的想象。要畫魚，則藝術家必須瞭解魚的本性，但是為達到此目的，畫家必須運用其直覺的想象，在心神上，與魚同在水中游，體會魚對水流與風暴，光亮與食物的反應。只有懂得鮭魚在急流激湍中跳躍時的快樂，並知道那對魚是多麼富有刺激性，一個畫家才應當畫鮭魚。否則，他最好不要動手，不然他畫的魚鱗、魚鰭、魚眼多麼精確，那張畫仍是死的。

畫家必須注意觀察細節。蘇東坡一次記載一件好笑的事：四川省有一個繪畫收藏家，在他收藏的一百多幅名畫中，他最珍惜戴嵩畫的鬥牛圖。一天，這個收藏家在院子裡曬畫，一個牧童趕巧在此經過；他向那幅畫看了一下兒，搖頭大笑。人問他何故發笑，牧童回答說：“牛相鬥時，牛尾巴一定緊夾在後腿中間，這張畫上牛尾巴卻直立在後面！”

蘇東坡也看不起名花鳥畫家黃筌，因為他對鳥的習慣觀察錯誤。但是隻憑觀察與精確，並不能產生真藝術。畫家必須運用直覺的洞察力，等於是對大自然中的鳥獸有一種物我胞與的喜悅。也許要真懂蘇東坡描繪萬物的內在肌理之時，他所努力以求的是什麼，最好看他畫的一幅仙鶴圖上的題詩。他說，仙鶴立在沮洳之地看見有人走近，甚至仙鶴連一根羽毛還未曾動，已先有飛走之意，但是四周無人之時，仙鶴完全是一副幽閒輕鬆的神氣。這就是蘇東坡想表現的仙鶴內在精神。

在進一步論到畫的內在精神而非外在形體時，蘇東坡說：

〖餘嘗論畫，以為人合宮室器用皆有常形；至於山石竹木水波煙雲，雖無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當，雖曉畫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取名者，必記於無常形者也。雖然常形之失，止於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當，則舉廢之矣。以其形之無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謹也。世之工人，或能曲盡其形，而至於其理，非高人逸士不能辨。與可之於竹石枯木，真可謂得其理者矣。如是而生，如是而死，如是而攣拳瘠蹙，如是而條達暢茂根莖節葉，牙角脈縷，千變萬化，未始相襲，而各當其處，合於天造，展於人意。蓋達士之所寓也……必有明於理而深觀之者，然後知餘言之不妄。〗

所有繪畫都是一種哲學不自覺的反映。中國畫不知不覺中表示出天人合一與生命執行的和諧，而人只不啻滄海之一粟，浮光泡影而已。由此觀之，所謂中國的印象派繪畫，不論是一竿修竹，一堆盤根，或深山煙雨，或江上雪景，都是愛好自然的表現。畫家與畫中景物之完全融而為一的道理，解釋得最為清楚的莫如蘇東坡在朋友家牆壁上自題竹石的那首詩：

〖空腸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

森然欲作不可留，寫向君家雪色壁。〗

第二十一章　謙退之道

有登龍之術，也有謙退之道，而蘇東坡不愧為謙退大師。現在蘇東坡的情況是，不追求政治，而為政治所追求，頗為有趣。當年王安石得勢之時，他在政壇坎坷不達，不足詫異；可是如今他的同黨既然當政，他仍然失敗，則確屬可驚了。蘇東坡永遠不夠為一個好黨人，因為他過於孤高，非常人可及。現在他的同黨當政，他自己有聲望，受人愛戴，有皇太后佩服他的學問人品，可是他卻一直想擺脫一個頗為人羨慕覬覦的政治地位，卻沒有立即如願。但是瞭解他氣質的人，都知道他的宦海生涯不會太久的。延緩年老展長青春的第一條規矩，是避免一切情緒上的煩擾，可是蘇東坡現在，在他所謂“奸小之境”的官場，卻有過多的情緒上的煩擾。政治這臺戲，對有此愛好的人，是很好玩；對那些不愛統治別人的人，喪失人性尊嚴而取得那份威權與虛榮，認為並不值得。蘇東坡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