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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就不說了。政府是爹孃，打罵剋扣我們，就如同打掉我們的牙我們可以嚥下；問題嚴重還在於，我們民間一些志人志怪、有特殊才能的人，這時也站了出來。不過不是站到我們災民一邊———站在我們一邊對他有什麼用呢？而是站在政府一邊，替政府研究對付飢餓的辦法。如《河南民國日報》一九四三年二月十四日載：

財政科員劉道基，目前已發明配製出救荒食品，複雜的吃一次七天不餓，簡易的吃一次一天不餓。

任何一箇中國人，五十年後，在讀到這條簡短訊息時，我想情感都是很複雜的。看來不但政府依靠不得，連一個科員，我們自己的下層兄弟，也指望不得了。如這種發明是真實的，可行的，當然好；政府歡迎，不用再救災；我們也歡迎，不用再死人。不但當時的政府歡迎，在以後幾十年的中國歷史上，餓死人的事也是不斷髮生的，如有這種人工配製吃一次七天不餓的東西，中國千秋萬代可保太平。但這種配製沒有流傳到今天，可見當時它也只是起了宣傳作用、穩定人心作用，並沒有救活我們一個人。也許劉道基先生是出於好心、同情心、耐心和細心，也許想借此升官，但不管他個人出於什麼動機，這配製也對我們無用。我們照常一天一天在餓死，死在大路上、田野中和火車站旁。

———這就是一九四三年在蔣介石先生領導下的救災運動。如果用總結性的話說，這是一場鬧劇，一場只起宣傳作用或者只是做給世界看做給大家看做給洋人洋人政府看的一出鬧劇。委員長下令救災，但並無救災之心，他心裡仍在考慮世界和國家大事，各種政治勢力的平衡。這是出演鬧劇的癥結。鬧劇中的角色林林總總，鬧劇的承受者仍是我們災民。這使我不禁想起了毛澤東的一句話：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我說：我們死不死，有誰來管？作為我們即將死去的災民，態度又是如何呢？《大公報》

記者張高峰記載：

河南人是好漢子，眼看自己要餓死，還放出豪語來：“早死晚不死，早死早託生！”

娘啊，多麼偉大的字眼！誰說我們的民族沒有宗教？誰說我們的民族沒有向心力，是一盤散沙？我想就是佛祖面臨這種情況，也不過說出這句話了。委員長為什麼信基督呢？基督教幫過你什麼？就幫助你找了一個老婆；而深入中國人靈魂深處的佛家教義，卻在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三年，幫了你政治的大忙。

當然，在這場災難中，三千萬河南人，並不是全餓死了，死的還是少數：三百萬。十分之一。逃荒逃了三百萬。剩下的河南人還有兩千多萬。這不死的兩千多萬人，在指望什麼呢？政府指望不得，人指望不得，只有盼望大旱後的土地，當然，土地上也充滿了苛捐雜稅和壓榨。但這畢竟是惟一可以指望的東西。據記載，大旱過後的一九四三年冬天（指年初的冬天），河南下了大雪；七月份又下了大雨。這是好兆頭。我們盼望在老天的關照下，夏秋兩季能有一個好收成。只要有了可以果腹的糧食，一切都好說，哪怕是一個充滿黑暗、醜惡、汙穢和盤剝的政府，我們也可以容忍。我們相信，當時的國民政府，在這一點上，倒能與我們心心相通，希望老天開眼，大災過去，風調雨順，能有一個好收成。不然情況繼續下去，把人一批批全餓死了，政府建在哪裡呢？誰給政府中的首腦和各級官員提供溫暖的住處和可口的食物然後由他們的頭腦去想對付百姓的制度和辦法也就是政治呢？人都沒有了，它又去統治誰呢？但老天沒有買從政府到民眾兩千多萬人的賬，一九四三年禍不單行，大旱之後，又來了蝗災。這更使我們這些災民的命運雪上加霜。

蝗災發生於一九四三年秋天。關於蝗災的描寫，我知道主編《百年災害史》的朋友另有安排，我這篇《溫故一九四二》，重點不在蝗蟲。關於蝗蟲，中國歷史上有更大規模的陣仗；另一位我所敬重的朋友，正在描寫它們。但這並不影響我對它們的提及，因為我們分別描寫的是不同年代的蝗蟲。他寫的是一九二七年的山東的蝗蟲，我寫的是一九四三年生活在我故鄉的蝗蟲，蝗災相似，蝗蟲不同。據俺姥娘說，一九四三年的蝗蟲個大，有綠色的（我想是年輕的），有黃色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