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後，江青說：“不叫周恩來青。”《評》一文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匯報》刊出，《人民日報》被迫轉載。轉載時加的編者按，是經過周恩來審閱修改的。他在編者按中強調要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以“說理方法，實事求是，以理服人”地討論問題。他是按照學術問題來看待的。

1966年2月，林彪、江青策劃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由江青主持在上海召開。在這個會上，攻擊了周恩來，說周恩來對文藝創作提出的“革命化、民族化、群眾化”的要求是“資產階級也可以提的”。戴上了很大的“帽子”。

1966年春天，北方大旱。周恩來忙於八個省、市、自治區的抗旱工作。他親自兼任河北和北京抗旱工作組的組長，深入各地推動抗旱。3月，邢臺發生強烈地震，周恩來不顧餘震危險，大地還在顫動，他就趕到災區。接著是陪同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在我國參觀訪問。5月25日，北京大學聶元梓等貼出所謂“第一張”大字報，煽動揪鬥老幹部，衝擊各級黨委。周恩來批評了這張大字報，但是康生揹著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把大字報底稿送給了在外地的毛澤東。大字報在電臺播出了。之後，周恩來率領中國黨政代表團訪問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巴基斯坦，回國後，又忙於接待尼泊爾王太子比蘭德拉·沙阿。外事工作告一段落時，已經是毛澤東批評派工作組的時候了。周恩來在中共中央的會議上，對這件事承擔了責任，說：對工作組的問題，留在北京中央工作的我們幾個人都要負責。他同時保護性他說：工作組“絕大多數的幹部都是好的”。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討論《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時，周恩來和陶鑄商量並經毛澤東同意後，刪掉了原稿中的“黑幫”、“黑線”一類提法，加入了不少限制性的政策規定，如嚴格分別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對幹部隊伍要區別對待，好的和比較好的是大多數，要團結95％以上的幹部和群眾；要文鬥不要武鬥；不要把運動與生產對立起來；保護科技人員，等等。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8月的八屆十一中全會，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標誌。林彪、江青一夥打著“中央文革”的牌子，在背後唆使學生、紅衛兵“造反”，“火燒”、“炮轟”各個方面的領導幹部，意圖搞得天下大亂，以便他們亂中奪權。黨內外廣大幹部憂心忡忡，希望中央穩住局面。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他極力平穩局勢，但做起來是十分艱難的。當時，“文化大革命”的實際領導權由林彪、江青、陳伯達、康生一夥把持著，而且顯然得到毛澤東的支援。這是一種非常錯綜複雜的局面，這是一場持續而曲折的鬥爭。

有的外國作家描述道：“周恩來像個絕妙的騎手試圖騎在一匹脫韁之馬的背上，並最終制服它。”

所謂的“文化大革命”像洪水猛獸，這時已衝擊到地方黨政領導機關和經濟部門，紅衛兵衝擊機關，揪鬥幹部的事不斷髮生。8月下旬，周恩來指示中共北京市委在勞動人民文化宮成立北京市大、中學校紅衛兵聯絡總站。聯絡什麼呢？他是要把洪水納入河道中去流。他以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名義在聯絡總站內設立辦公室，及時解決紅衛兵提出的問題。接著，他召開紅衛兵座談會，宣傳、解釋黨的政策。從8月下旬到12月中這三個多月時間裡，周恩來參加紅衛兵的大型彙報會、座談會等在40次以上；小型的、個別的約見談話就更多了。有些會長達四五小時，有些會通宵達旦，他千方百計引導青少年按黨的政策辦事。周恩來在講話中，一再指出建國以來的17年中，黨和政府的工作成績大於缺點，要區別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對幹部要一分為二；犯了方向性、路線性錯誤的，並不等於“黑幫”。也不是不革命，更不是反革命。他諄諄告訴紅衛兵：“不能說全中國的大學、中學所有的領導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黨政機關的領導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某些領導機關的某些領導同志犯了錯誤，而這個錯誤即使是某一個時期的路線錯誤、方向錯誤，也不能劃等號就是‘黑幫’”。“所以，不是說一切領導機關都要‘炮打’，不是一切領導人都是路線錯誤、方向錯誤，不是一切領導人都是‘黑幫’。”

學校“停課鬧革命”了，幼稚的青年們衝向社會，開始了遍及全國城鄉的大串連，到處“造反”，社會動盪不安。9月中旬，由周恩來定稿的中共中央《關於縣以下農村文化大革命的規定》、《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報毛澤東後發出。其中規定：各單位凡已開展“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