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如熟知德國情況的拉狄克則堅定地告訴列寧,絕對不能聽信並且必須譴責對穆爾的誣陷和誹謗。列寧本人則始終堅持,各種非議在無確鑿事實根據的情況下都不可輕信,應以坦誠信任的態度對待這位在艱苦歲月裡資助過革命的國際友人。因此,十月革命後在對德佈列斯特和談的危急關頭,列
寧仍然聘請熟知德國情況的穆爾作為自己與德方談判的特別顧問。
1919年3月穆爾應邀出席了由列寧主持的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國際形勢複雜多變的ri子裡,穆爾仍以其特殊有利的身份奔走於蘇俄和西歐之間。身負特殊使命的著名布林什維克拉狄克在被德國反動zhèngfu逮捕關押期間,也曾得到穆爾的熱誠關照和幫助而倖免於難(穆爾花錢打通官方渠道,將拉狄克的牢房變成特殊的沙龍。)
列寧逝世後第四年,穆爾最終離開蘇俄,1932年逝世於柏林。至死他都是以國際社會黨左派的身份從事政治活動,最終也沒有人能以確實的資料證明他是“德國的代理人”,就像無法證實布林什維克曾經接受過德國反動zhèngfu的津貼一樣。
不過最讓人寒心的是,布林什維克在列寧遇刺重傷不能理事之時,對這位老朋友卻一點都談不上友善。布林什維克與穆爾關係的特殊xing和複雜xing,不僅表現在,作為處於地下狀態和困境中的革命黨曾得到過這位異邦友人的鉅額資助,而且在於布林什維克由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後,為結清這筆債務雙方又經歷過長達六七年的糾葛和不快。穆爾本人則幾乎為此而喪了命。
如果說前者是令人欣慰的喜劇和正劇的話,那麼後者則是令人費解乃至傷感的悲劇和鬧劇。這位德國神秘人物的索債行為,不知是他的正常的經濟觀念(借款要還)使然,還是由於掌權後的布林什維克黨對他的懷疑、冷漠和傷害所致。
早在十月革命勝利伊始,作為列寧的朋友,穆爾辦理赴蘇俄的護照就不很順利,而不得不求助於列寧。1919年在參加共產國際代表大會期間,穆爾首次向列寧提出歸還其借款的要求,列寧當即表示了充分的理解和認同。
兩年後還是在列寧幫助下穆爾才來到莫斯科,正式向俄共(布)zhongyāng和蘇維埃zhèngfu提出要求,歸還十月革命前借給布林什維克國外局的全部款項。由於未得答覆,他先後給列
寧、莫洛托夫(時任俄共zhongyāng書記)寫信重申自己的要求。
列寧不僅給穆爾回過信,表示親切的關懷,並允諾“一切事務問題可以來找我”,並明確指示“立即同穆爾清賬”。由於具體執行者互相推諉扯皮,穆爾又不得不向俄共zhongyāng和蘇維埃zhèngfu有關部門“發了無數的信件和電報”,“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
1922年列寧病重之後,穆爾要求還款的難度進一步加大了。特別是列寧逝世後,他幾乎處於無人理睬的困窘境地。在長達六年多的時間內,這位可憐的德國人為索還本應屬於自己的款項,付出了巨大的多方面的犧牲和代價:
在經濟上,由於他借出的款項一部分屬於他繼承遺產所得的私人存款,大部分是有息貸款,因不能如期還貸,不得不向銀行抵押有價證券,支付鉅額利息和保證金。為此,他蒙受了近萬美元的經濟損失。同時他還過著困窘拮据的生活。
在健康方面,由於物質生活條件愈益低下和俄羅斯惡劣的氣候(漫長冬天的嚴寒和cháo溼),年過古稀的老人先後患上了心臟病、肺病、風溼症和哮喘病及神經系統的疾患。由於當時
俄國醫療條件較差,又得不到俄國zhèngfu的關照,他的多種疾病得不到及時的有效的治療,從而使其健康受到極為嚴重的損害。
更為嚴重的傷害在jing神和心理方面。作為一個“在黨(布林什維克)最困難的時候給予無私的巨大幫助”的外國友人,他理應受到獲得勝利後處於執政地位的俄國黨和zhèngfu的尊重,至少在清欠債款這個問題上他應受到公正的對待。
但是,結局卻正好相反。特別在列寧逝世後,俄國黨和zhèngfu既不遵從列寧的指示抓緊時間解決問題,又極其傲慢無理,公開冷漠和厭惡昔ri的資助者,乾脆將其作為討厭的包袱,彷彿欠債的不是俄國人而是穆爾。這一切使他的jing神痛苦幾乎到了崩潰的地步。他在冰冷的地下室裡向俄國黨和zhèngfu發出了可憐的哀求:“不要讓我死在俄羅斯!”
而在政治上,長期滯留俄羅斯使穆爾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