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方面施加壓力！”

斟酌了一番之後，托洛茨基和斯維爾德洛夫勉強同意了李曉峰的建議，在散會之後，以政治局的名義給崔可夫發電，讓他正面同重慶交涉，另一方面也請他去通知土共駐重慶辦事處的周公，做好兩黨高階首腦接觸的前期準備工作。

那麼老蔣對此是個什麼態度呢？實話實說。態度是相當的惡劣，你還別說蔣委員長對日本人狠不起來，對自己的盟友那真心是“氣壯山河”。歷史上對於敢直言國民黨問題的史迪威，老蔣是沒好臉子的。一再地要求將其撤換。換句話說，老蔣是吃硬不吃軟。

這一次，當崔可夫表達了蘇聯政府的高度不滿之後，老蔣反而憤怒了，同崔可夫發生了激烈的爭論，最後的結果自然是不歡而散。而崔可夫在會談結束之後，也直言不諱地告訴莫斯科：“蔣某人不會是蘇聯的戰友！”

在崔可夫下了這個結論之後，李曉峰再次提出。應該增強對土共的援助，和不靠譜的刮民黨相比，土共畢竟是自己人。不過托洛茨基和斯維爾德洛夫依然沒有完全下定決心，認為在中國問題上不能過於草率，必須要給刮民黨足夠的耐心，在他們的建議下，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緊急訪問華夏，試圖最後一次做刮民黨的工作。

多年以後李維諾夫回憶起這次出訪的經歷時說道：“那不是一次愉快的履行，抵達重慶之初，我就能察覺盤踞在重慶的這個政權暮氣沉沉。親自接觸過刮民黨的大員之後，我愈發地對這個政權沒有信心，直到同蔣會面之後。我的所有信心都不復存在了……”

李維諾夫在重慶逗留了五天，期間這位外交家按照托洛茨基的吩咐，盡一切可能讓國民政府放棄那些不切實際的要求並切實履行抗戰義務，但很可惜，他的努力是足籃打水。重慶方面對於抗戰興趣不大，他們更想要的是軍火和經濟援助，以及打擊土共。

“事情已經很明顯了，刮民黨並不是我們要找的戰友和夥伴，”李曉峰在政治局會議上說道。“從本質上說這個政權只是想不勞而獲，只想要好處而不想履行義務。同他們合作的效率十分低下，是時候選擇真正可靠的夥伴了！”

這一次連托洛茨基和斯維爾德洛夫都不談什麼大局了。誰讓刮民黨根本就不在意什麼大局呢？在這次會議上，討論的焦點從該不該繼續深入的滿足刮民黨的需求，轉變為，怎麼樣才能讓土共的抗日武裝發揮出更大的作用。

“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有很多，”伏龍芝首先發言，他說道：“我們同延安方面並不直接接壤，不太可能從陸地上直接給予軍事援助。而空運的消耗和運力又相當有限，而且延安方面也沒有大型機場。我們首先要解決的就是如何援助延安的問題。”

頓了頓，伏龍芝繼續介紹道：“軍委和總參謀部經過討論，暫時得出了兩個方案，一個是透過新疆的盛世才取道甘肅、寧夏進入陝西，另一個是直接打通內蒙通道，修築一條戰時公路通往陝西。這兩個方案中，第一個容易實現，但是潛在的風險很大，盛世才並不可靠，而且甘肅、寧夏又是西北三馬的地盤，甚至可以預見刮民黨的中央軍也會想方設法的給我們製造麻煩。至於第二個方案，需要向內蒙方向發動進攻，而伊爾庫茨克地區我軍兵力有限，哪怕有蒙古軍隊配合，也顯得過於薄弱。尤其要考慮到日軍不會眼睜睜地看著我們援助土共，很有可能會引起規模大持續性很強的戰鬥……”

伏龍芝的意思很清楚，援助土共並不簡單，不管哪一種方案都有大問題。尤其是第二種方案，在蘇聯兵力本來就吃緊的伊爾庫茨克軍區，這麼搞風險很大。尤其是外蒙古在這一片黃沙漫漫，要想穿越沙漠修建和維護一條公路難度很大。

經過一番討論，政治局還是透過了第二個方案，不過同時也決定，修路不可能一蹴而就，這需要時間。而因為刮民黨的不可靠，為了給中國戰場上的日軍施加壓力，就必須要八路軍和新四軍承擔更多的責任，比如再多搞幾次類似百團大戰那樣的戰役。不過從1940年發動百團大戰之後，土共一度相當的艱難，這簡直是強人所難了。

“加強空運，儘可能多運送一些武器和物資。”這就是政治局的決定，當然，這僅僅是聯共（布）的決定，具體能不能開展，還要看土共的意思。不過在這一點上，土共確實比刮民黨積極，雖然表示困難相當大，但是願意配合蘇聯老大哥。

這樣的表態讓托洛茨基非常高興，他在自己的日記中寫道：“果然還是隻有自己的同志，只有無產階級的革命同志才能靠得住！”

當然，老託也是個厚道人，土共給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