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家，而不是一個唯利是圖的政客。他壯大託派、希望將自己的理論發揚光大最核心的出發點還是為了蘇聯能夠更好的發展，而不僅僅是為了個人的那點私利。

如果他是為了個人私利的人，想當年就不該去鬧什麼十月革命，要知道那時候他的託派可是可以在孟什維克混的。何必將腦袋別在褲腰帶上玩命呢？

作為一個胸懷大志的政治家，托洛茨基考慮問題的出發點從來都不是個人或者自己派系的那一點點私利，他始終首先考慮的是蘇聯或者整個無產階級利益。一旦他的個人私利同大局利益相違背，他是會斷然的放棄個人私利的。比如說佈列斯特談判就是最明顯的例子，最初老託可是不支援列寧對德妥協的。最後他為什麼又會轉過來支援列寧呢？無非是維護大局而已。

所以當斯維爾德洛夫提出了他的建議之後，托洛茨基首先想到的是，這個建議對蘇聯和聯共（布）是有利的嗎？擴大政.治局多出幾個政.治局委員幫著辦事，看上去似乎不錯，似乎是能夠提高效率，而且有利益黨內民主的。

但是托洛茨基仔細一咂摸這個建議，就立刻發現這種說法是悖論，十月革命時期，那麼繁忙的時候，有幾個政.治局委員？不過區區五個，當年五個人就能處理那麼多工作，怎麼現在七個人還幹不完呢？實際上讓托洛茨基說，此時政.治局的工作真的談得上“日理萬機”嗎？實際上哪怕是當前的戰爭時期，政.治局例會也是兩個星期一次，和平時期更是一個月才開一次例會，真正需要政.治局集體來做決策的事務根本就沒有那麼多，大部分的工作都是日常性的，其他的部委就能夠搞定，根本就不需要政.治局來做裁判。

為什麼現在有些同志覺得政.治局，不，甚至是中.央委員都忙得不可開交呢？托洛茨基覺得他們就是瞎忙，開不完的各種會議佔據了時間的大頭，問題是這些會議都是必要的嗎？

對此托洛茨基恐怕是要撇撇嘴的，大部分會議都是空談，都是空洞無物浪費時間的，中.央委員或者政.治局委員走上去唸一份秘書早就寫好的又臭又長的稿子，然後會後大家打個牙祭聯絡一下感情，實際上開不開這個會都無所謂。之所以要開會不過是給了不少委員們公款消費的機會罷了。

之前，不管是托洛茨基還是捷爾任斯基都在不同的場合批評過這種風氣，也懲治過一些黨員，但是效果真心是不理想，會議照開嗨皮照舊，頂多是稍微避開他們一點規格低調一點。

反正托洛茨基對這種風氣是相當頭疼的，他也想搞清楚哪來的這麼多莫名其妙的會。有一次偶然間拉狄克告訴他：“之所以會多，首要的原因就是官多。一個部委一個正部長之下陪四五個副部長，為了不讓副部長閒置在那裡，就必須給他們找點事兒做，一個星期，每個副部長主持一次會議，就差不多能佔掉了一大半時間，讓大部長再講講話，批示一下，日子不就過去了。”

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試想一下，如果官少一點，會議會不會也少一點呢？想一想也是可笑，一個常務副部長主持日常工作，另外幾個副部長各管一攤子，什麼文化、衛生、紀律、後勤，再算上七七八八的正常工作，可不是要可勁的開會麼。實際上如果是一個蘿蔔一個坑兒那還算好的，拉狄克還告訴他，有些副部長的職權是高度重合，你能管我能管他也能管，所以這個事兒就必須你我他都簽字畫押才能幹。碰上幾個副部長不對付的時候，那真心是樂子大了，扯皮就夠打幾個月的嘴炮的。

所以到最後，官越來越多，可事情卻也越來越難辦，而有些部門為了讓事情變得好辦，想出的辦法就是發明更多的官去協調或者調解。結果呢？自然是事情變得更加的複雜和難辦，需要開的會也越來越多。

就像李曉峰曾經對托洛茨基講過的：“一個和尚挑水吃，兩個和尚抬水吃，三個和尚就沒水吃了。咱們的部委就是和尚太多，所以事情才愈發的難辦，官僚主義才會橫行。”

讓托洛茨基記憶猶新的是，李曉峰還補充道：“更糟糕的，事情沒有辦好，我們還不能處罰這些和尚，一個是因為他們會踢皮球，都把責任往外推。第二原因就是法不責眾，這麼多頭頭目目，總不能一口氣給他們全開了吧？”

想到這兒，托洛茨基就對斯維爾德洛夫的提議涼了一半的心，政.治局委員變多了，效率真的能提高嗎？恐怕是不見得的，而且斯維爾德洛夫的這個提議從根本來說也不是一心為公，他擴大政.治局的根本目的還是爭權。可想而知，一旦按照他的建議擴大了政.治局，那麼政.治局內部的權力鬥爭將會變得更加激